企业种群是指同行业企业或产品具有替代功能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一个企业种群是那些依赖相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依赖共同资源的企业的集合。

在自然选择理论里，生物学家对选择的对象存在一定的歧义，达尔文认为，选择的单位是个体，即组成物种的群体当中，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自然选择作用于这些有差异的个体当中，从而使适应的个体得以保留，不适应的个体遭到淘汰，个体只图自身的利益，不会考虑群体的福祉。而英国生物学家wynne—Edwards(1962)则提出了群选择(group selection)理论，认为选择的单位不一定是个体，利用群体选择可以解释动物进化行为的许多方面，或换句话说，凡是那些个体之间彼此照顾的群体，其选择的优势更加明显，自然选择可以在个体层次上起作用，也可以在群体层次上起作用。群体选择的观点和个体选择的观点都难以彻底征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难以确认真正的利他行为，利他行为是既对群体有利，又对个体有利的行为。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群体进化的最佳选择是企业之间实行竞争和合作的协同，在竞争和合作中寻求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目标的一致性，以避免恶性竞争对各企业的伤害，确保企业和行业协同发展。群选择理论是我们研究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种群选择的理论基础。

企业种群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由同质的一群企业个体组成的结构和功能单位，企业种群占有一定的领域，其企业个体间通过种内关系有机地组合成一个系统，但这一系统只包括同质企业，它属于同结构群。一般情况下，企业发展总能形成企业种群，以企业种群的形式共生、繁衍和扩张，因而企业种群属于总体企业概念中存在的一个基层单元。企业种群不但是企业个体的集合，它还有更高一层的特点，以整体与环境发生各种关系，因而企业种群是企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单位。从进化的观点看，进化过程就是企业种群中个体基因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变化过程，因而种群又是一个进化单位。

从企业种群演进的视角看，企业种群的进化过程分为变种(Variation)、选择(selection)和保留(retention)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选择最为重要(Campbell，DonaldT．，1965)。

企业种群生存发展空间的位置和布局的选择是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社会需求、技术、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借用生态学观点，企业种群的空间分布类型大致可分为3类：集群型(clumped)分布；随机型(random)分布和均匀型(uniform)分布。企业集群型分布的成因，当代主流理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1)外部经济(主要理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2)聚集经济(主要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胡弗和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3)增长极因素(主要理论：科洛夫斯基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佩鲁的增长极理论)；(4)创新和竞争因素(主要理论：斯科特、斯托伯、哈里森和沃尔的新产业空间理论；波特的新竞争经济学)；(5)制度因素(包括企业家精神、社会关系网络、乡土文化等)；(6)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历史事件解释)；(7)信息经济、注意力经济和学习效应；(8)政府作用(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企业集群型分布的成因应是资源分布的不均匀。同质企业的随机型分布和均匀型分布在经济管理研究中很少涉足，同质企业的随机型分布主要是因为在环境的资源分布一致、企业种群内个体间没有彼此吸引或排斥时，才容易产生随机分布。同质企业均匀型分布的成因主要是企业种群内企业个体间激烈竞争，或者有抑制、偏害因素的存在。

企业种群的选择是一种环境选择，在生态学中，环境是生命系统周围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它包括空间以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生命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而种群环境则指的是种群周围的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尺度一般是在生物群落之内或附近的非生物环境和同种及异种的生物环境。构成环境的各种因素称为环境因子或生态因子，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按因子是否有生命力分为生物因子(biotic factors)和非生物因子(abiotic factors)；按因子变动情况分为稳定因子和非稳定因子。稳定因子是质和量不随时间变化的因子；非稳定因子是质和量随时间变化的因子，包括周期性变动因子和非周期变化因子(常杰、葛滢，2001)。．在国内企业种群研究中，都侧重于从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的角度进行理论研究(韩福荣，徐艳梅，2002)，研究企业种群中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环境因子及其变化对企业种群的影响以及企业种群对环境因子变化所产生的反应(杨忠直，2003)。企业个体及群体、消费者、市场中介、供应商和投资者等被看作企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生物因子，构成了企业种群生态系统的生物环境。非生物因子中的政治形势、经济环境、自然资源、政策法令、科技水平、劳动力水平等构成了企业种群生态系统的非生物环境。

资源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企业种群选择的存在，它决定企业种群的发展规模和方向。资源是推动企业种群进化的能量，特别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已成为推动企业进化的有效力量。企业种群的存在要求不同的资源保证(resource commitment)，Daniels(1970)和Vernon(1983)认为，资源是一组配置到其他用途将会带来有成本且有价值的资产。按照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观点，企业是控制和掌握可以从组织中分离的优秀组织技能和只能隐含在企业员工内部的技术优势的组织制度。企业资源禀赋、企业组织控制等因素影响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种群的数量和质量，因而，企业不仅要对参与竞争的环境、市场和行业作出选择，而且它们还必须将资源作为一种减轻选择压力的手段，资源选择是企业种群选择的一个必要条件。

“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的市场优化选择是企业种群面临的一个必然选择，Alchain(1950)认为，选择机制在企业经济组织的进化中是基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发生的，能够实现利润者生存下来，而遭遇亏损者逐渐消失掉了。选择是由组织间的差异性导致的过程，资源和市场较好又能紧跟环境变化的企业种群得以进化，难以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种群将逐步淡出。迈克尔．波特(1997)竞争战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企业可以通过五力模型分析不同的产业结构，从而选择进入盈利性高的产业，并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竞争策略以最终赢得竞争优势。因此，基于生存的市场盈利选择是企业种群选择的一个前提，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是企业种群选择的结果。

企业种群的选择机制研究是在区域限定、产业限定和政策限定背景下，研究企业种群选择的各类因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制衡机制，显然，在企业种群选择函数里面，环境、资源和市场是影响企业种群选择的内生关键因素，环境选择、资源选择和市场选择构成了企业种群选择的边界。

在相关组织理论的企业选择研究中，大都偏重于强调组织内部的因素探讨企业的选择机制，如能力、资源、属性、组织的结构、制度因素等。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选择的交易费用理论诞生于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命题(Ronald Coase，1937)，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因此，以交易费用经济学为基础的观点强调企业的选择应以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为基点。波特所谓的纵向整合的战略通过战略购并或内部发展进入新领域的战略，以及战略联盟等等即使如此。

市场选择对企业种群可以产生显著性的累积性的改变，只要选择系数和被选择实体的变化率高度相关。在企业种群内的选择中，只有基因种群才具有必然的稳定性，如果种群正在迅速的发展，具有低的灭绝率和替换率，那么，对于群体选择来讲，内源的变化率就会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产生任何累积性的效果，要是群体选择更加有效，突变率与选择系数必须具有低的相关性。市场选择实际上是企业种群不断筛选的过程，在企业种群增长期间，自然选择的筛选作用会减弱，结果会增加企业种群内的变异，并使很多劣质基因保存下来，当条件恢复正常时，这种劣质企业个体由于自然选择的加强而被淘汰，引起种群下降，同时，种群内的变异也随之下降，企业种群的上升不可避免地为企业种群下降铺平道路，最终使企业种群素质和质量得以提高，品种加以改进。

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选择理论主要强调如何使企业获得超出一般水平的利润回报及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资源及能力，企业间利润的差异来源于它们利用不完善、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以获得和发展战略资产的能力不同，其研究目标集中在资源的特性和战略要素市场上，以此来解释企业的可持续的优势和相互间的差异。企业资源选择和积累的决策是一种经济理性，它受制于有限信息、认知偏差和偶然不确定性，正是对那些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复制的、不可替代的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理性识别，导致了企业的超额利润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提出，资源的选择和积累是企业内部决策制定和外部战略因素的函数，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受经济理性和效率、效果和利润动机的支配。外部影响是影响企业的战略性产业要素，如买方和供应方的能力、竞争者的密集程度、工业和产品的市场结构，这些因素影响着什么资源以及它们怎样被选择和配置。资源的选择和配置能否导致企业问的差异依赖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性是指关键资源的获取、模仿以及替代的障碍，这些障碍阻止了竞争者获得或复制关键资源的能力，导致了企业间赢利能力的长期差异，当战略要素市场是不完善的或不完全的，它们创造了阻碍资源流动的边界，以及竞争企业间资源分配的不对称。资源市场的特性形成了资源的特性和资源的赢利潜能，这些资源的特性包括资源是否是稀缺的、独一无二的、难以模仿的、持久的、不可交易的、难以描述的、不可替代的。资源赢利的特性不仅来源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善，还来源于独特的历史环境和特殊能力的积累。总之，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认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审慎的理性管理的选择、选择性资源的积累和配置、战略性的产业要素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

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没有考虑包容着资源选择决策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这种背景因素是如何影响企业间长期的差异，也没有提出资源选择的程序，也就是企业是如何作出或未作出理性的资源选择来追求经济回报的。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则很好地解释了上述问题。制度理论分析了社会影响和社会习惯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企业运行在一个由准则、价值观和各种规范组成的社会框架之中，这种社会框架决定着哪些经济行为是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经济选择并非如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只受制于技术、信息和收人，它还受制于社会因素，如准则、习惯和惯例等；对社会约束的遵守决定了组织的成功和生存。按制度学派的观点，资源决策的制度背景在个人、企业以及企业外部的层次上，深刻地影响了资源的选择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里的制度背景即是指规则、准则和围绕着经济活动的信念，围绕着资源决策的制度因素影响着企业获得经济租金的潜能。在个人的层次上，管理者的准则、习惯以及对传统审慎的认同，影响着管理者的决策。在企业的层次上，公司文化、共享的价值观系统和政治程序，以及在企业外部，政府压力、工业联盟和社会制约(规则、准则、产品质量标准、职业安全、环境管理)等都影响着资源的选择及战略决策。

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企业种群内选择机制发挥作用，来源于企业个体特征的变化，特别是企业种群密度增加的时候，制止企业种群增长的力量不是环境因素的改变，而是企业个体特征的劣化，企业种群平衡的密度可能因为企业种群内部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这时，企业个体的数量和质量对企业种群都是至关重要的，正是企业种群中个体的选择才内化成了企业种群选择的基本特征，以此我们可以从理论层面上抽象出影响企业种群选择的因子和特征。

企业种群选择的边界表明，以市场为基础选择的交易费用理论、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把市场、资源和社会背景等因素作为企业选择的重要变量，它只是企业个体选择的结果，部分内含了企业种群选择的内容。而一般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所关注的影响企业选择的产业特有性因素、政策特有性因素、区域特有性因素和企业特有性因素，只能从企业进入的角度解释企业的选择机理并部分解释企业种群选择机理。产业性因素决定的是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而影响到企业进入方式的行为选择(产业特有性因素包括产业的竞争状况、产业的集中程度、所要进入产业的潜在竞争者、产业的需求条件、产业技术进步状况等)，区域因素影响到企业进入方式的地区选择(包括企业将要进入的地区的区位条件、当地文化、引资能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政策因素影响到企业进入方式的行业选择(包括产业准入、优惠政策)，企业特有性因素影响到企业进入方式的规模选择(包括企业的资产和能力，即进入企业的经验、资本实力、差异化生产的能力以及技术领先能力等)。而在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研究中，很多学者只是把企业特有性因素作为最重要的因素重点加以研究的(HominChen，H．，1999)。

企业种群的选择首先是关注企业种群生态系统的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它决定了企业种群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资源选择决定了企业种群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市场选择决定了企业种群生存和发展的质量。

企业种群选择首先表现为企业种群的内选择机制在发挥作用，主要体现为企业种群选择的程序与路径。以演进理论为基础的经济管理理论不仅探讨了企业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独特的资源与能力的，而且研究了企业选择的程序与战略变化的路径、步调是如何相互影响的(Nelson，R．R．andWinter，S．G．，1982)。

在Nelson，R．R．和Winter，S．G．(1997)的进化理论中，企业被假定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只不过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能力和规则由于存心要解决问题的努力和偶然事件而不断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然选择相似的经济情况在起作用。市场是企业选择的重要因子，市场选择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市场环境提供企业成长的界限，这一界限与企业存活能力和增长率有密切的关系。企业市场的选择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过程也就是企业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作出反应和适应的调整过程。该理论强调企业资源的差异性，同时也注重企业资源与环境变化的统一，认为企业的成长是通过生物进化的三种核心机制(即多样性、遗传性和自然选择)来完成的，该理论相当重视组织、创新、路径依赖等的进化对企业的影响。在企业选择过程中，进化经济学强调企业的异质性，异质性是人类动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企业由于获得了某种异质资源而可能导致他们在整个企业群落中竞争优势增加。

种群生态理论从竞争环境的承载能力(the carrying capacity)、组织惯性(the organizational inertia)和战略与环境的匹配三个方面分析了组织种群的选择过程，Hannan，MichaelT．和John Henry Freemen认为，组织种群是那些依赖相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依赖共同资源的组织的集合，组织能否适应、生存主要取决于环境对组织形式的选择(Hannan，MichaelT．and John Henry Freemen，1984)。

企业种群的选择需要考虑竞争环境的承载能力(Brittain，JackW．，1994)，即在一个既定的环境状况下，环境所能容纳的成功企业或企业种群的数量。同时也要考虑法律、法规、其他制度规定(Baum，JoelA．C．andChristineOliver，1991)和环境资源的可获得性(Wholey，Douglas，R．andJackW．Brittair，1989)。制度变量的任何变化(如法律的废除、标准的改变等)，或者外部资源可获得性的改变(如新材料或技术的变化，通讯或生产方式的改变等)都会引起环境承载能力的改变。

种群生态理论所探讨的竞争环境的承载能力的选择，集中表现为企业种群生存竞争过程中产业容量和企业数量之间的选择。国内外在产业组织的相关理论研究中，部分学者曾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按照寡头竞争理论，判断一个行业中企业数量是否过多，关键是确定进入该行业的门槛水平，该门槛水平可由行业中单个企业必需的最低市场规模来度量，如果现存企业的平均市场规模大于产业所要求的最低市场规模，则说明企业的规模经济可供利用；反之，则说明现存的企业数量拥挤，规模太小，投资太分散。确立企业生存的最低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与进入竞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之间价格竞争越激烈，单个企业所要求的最低市场规模便越大；进入竞争的激烈程度则往往以企业进入该行业所必需的沉没成本大小来衡量，当沉没成本增大时，为了保证企业能够生存，单个企业所必需的最低市场规模必须相应增大，惟此才能使得每个企业至少能抵补由于进入竞争激烈程度上升而增加投入的固定成本。据此可以认为，一个产业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与进入竞争越激烈，则单个企业所必需的市场规模会变大，竞争程度与全行业所必需的市场规模就有正相关关系。而竞争程度又是与行业中企业数目正相关的，由此推断，企业存活数目必定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反过来说，若一定区域内的现存的市场规模不大，则保证某行业中企业存活的最适合企业数目必定不大(平新乔，魏军锋，2001)。Caves(1989)、Curry&George(1983)对市场规模与最适合企业数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小区域的产业集中度一般较高。Bresnah—an&Reiss(1991)从市场规模与企业数量关系来推测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发现单个企业最小市场规模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Asplund&Sandin(1999)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即随着行业中企业个数的增加，单个企业必需的最小市场规模在一定限度内也会递增。

在早期的研究中，Hannan和Freemen重点研究了组织惯性在企业选择中所起的作用(Hannan，MichaelT.andJohn Henry Free—men，1977)，即沉没成本、不完备的信息、内部政治约束和组织的历史等对企业选择的作用，这些惯性力量影响着组织把握机遇的能力。Hannan和Freemen为此还推导出了他们的“第一定理”：“在现代社会，组织种群内的选择对那些组织结构惯性较高的组织有利”(Hannan，MichaelT．andJohnHenryFreemen，1989)。

赵锡斌、夏频(2005)认为，组织惯性与企业选择之间存在着一个极限，在这个极限内，组织惯性的增加导致企业选择压力的减轻，超过这一极限，过度的组织惯性会妨碍企业的灵活性，影响企业的发展。对于不同的种群而言，这一极限的水平也不同，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极限。另外，组织惯性可能会导致组织僵化，当新的竞争者出乎意料地加入时，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威胁，组织惯性与企业选择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增加组织惯性，尤其是在企业初创时期，但当组织惯性超过一个极限以后，组织惯性的增加会加大企业选择的压力。

企业种群选择中如何和环境相匹配是企业种群的一种战略选择，Carroll，ClennB．(1985)曾提出过两种企业战略：全面战略(generalist strategy)和专门战略(specialist strategy)，全面战略是指提供广泛的产品或服务，或者服务于相对广泛的市场，专门战略是指提供范围相对窄小的产品或服务于相对窄小的市场。生存的机率由种群内企业所采用战略的总体情况和竞争性环境的特征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种群内竞争的组织，在组织形式上的相似程度影响企业选择的程度，企业在决定是采用全面战略还是专门战略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竞争的性质。种群内的组织形式如果非常不同，就意味着企业种群在某一环境中采用了专门战略，对于每一个采用专门战略的企业种群而言，由于种群内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技术都与所处的竞争环境的某一部分相适应，所以，种群内组织形式非常不同，彼此间的竞争不充分，这也意味着企业种群的效率损失。如果企业种群内的组织形式非常相似，企业种群就能更有效地竞争，同时，企业选择的压力也变得更为严苛(Freemen，John and MichaelT．Hannan．1983)。在企业种群环境选择和战略选择方面，Hanllan，MichaelT．and John Henry Freemen(1989)提出了精确细化的(fine—grained)环境和粗糙细化的(coarse—grained)环境两个概念，他们认为，精确细化的环境有利于专门战略，粗糙细化的环境则不利于专门战略。

在企业种群选择的程序和路径上，种群生态理论没有进一步探讨企业种群的策略选择，企业种群的选择，只有战略选择，其程序和路径是不完善的，它还必须包含更为具体的策略选择。有关种群的策略选择，R．H．MacArther(1962)在前人对生物生活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过r—K选择的自然选择理论。R．H．MacArther和E一．0．Wilson(1967)从物种适应性出发，进_步把r选择的物种称为r策略者(r—strategistis)，K选择的物种称为K策略者(K—strategis—tis)。R策略是指有利于增大内禀增长率(per capita rate of increase)的选择，K策略是指有利于增加竞争能力的选择。生态学中所研究的r—K选择理论是基于种群生活的两种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生活在条件严酷和不可预测环境中的种群，其死亡率与种群密度无关，通过种群数量的单纯增加而维持种群的发展；生活在条件优越和可预测环境中的种群，其死亡率与种群密度紧密相关，种群内个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前者采取r对策，后者采取K对策(尚玉昌，蔡晓明，2000)。借用生态学理论，选择r对策的企业种群，主要是环境变化引起的，其环境资源常常是无限的，它们善于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开拓和利用资源，容易在新的生境中定居，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能及时做出反应，r对策的选择适应于新兴的企业种群的发展。K对策的选择主要适应于发展成熟的企业种群，由于种群数量稳定，竞争激烈，它们对其生境有极好的适应能力，并能有效利用生境中的各种资源，但它们的种群数量通常是稳定在环境负荷量的水平上或附近，并受着资源的限制。

赵红、陈绍愿、陈荣秋(2004)在研究企业生态对策时认为，当企业生态环境不稳定时，企业个体通过生产多种局部性质不同的产品，占据企业群落空间的不同生态位，以保证企业个体内部各个产品的利润总和，实现动态平衡或增长，为企业的健康生存和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资。当企业生态环境比较稳定时，企业个体通过规模效益、技术、营销策略和品牌形象等方式，提高核心竞争力，以保证企业个体能从单项产品中获取足够的利润，来维持自身生存和生长。r选择和K选择理论从自然选择的角度为我们研究企业种群的策略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种群选择的程序与路径分析表明，企业种群的选择基本上是沿着环境、资源、市场的程序与路径，采用不同的战略、策略使企业种群产生、繁衍、发展和延续，企业种群的产生和消亡是环境、资源、市场相互制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