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语言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分别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动态发展及语言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并对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语言与收入的关系

　　语言与收入的关系一直都是语言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探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主要从下面两个视角入手：一方面，某个人群或社会阶层归属于一个特定的语言种群，该种群在社会经济中实物和金融资产所占份额比较低。则归属于这一特定语言种群的社会阶层也将获得劣势的收入水平。研究结果g-明，教育水平或者其他合理的因素和语言水平相关，特定语言种群成员的收入理所当然会与其他种群成员的收入有所差别、另一方面，讨论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经济学家不是从种族歧视的角度而是从语言沟通费用的角度来考察这两者的关系。F．Grin等人2000年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收集了在瑞士掌握英语对收入影响的数据。在研究中，英语被分为听、说、读、写四种不同的技巧，根据掌握情况的不同，每种技巧又分为四个等级：熟练、良好、一般、无。下列表格说明了这种关系：

　　很显然，调整后的收入与第二语言水平有很大关系，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英语水平高收入水平也高，英语水平低收入相对也低。当然，第二语言水平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受教育水平高，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是来自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他因素比如经验也都会影响收入的高低。

　　二、语言与经济发展

　　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且内容各异，主要是考察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语言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研究过语言在广告和客户关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双语国家或地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实证性、描述性的。还有一些学者从“跨文化管理”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对经济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把语言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而是指出文化差异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作用，语言差异是作为文化差异的一部分来影响生产和交换的在这方面．Hoeevar(1975)和Sabourln(1985)的研究贡献是深远的。Hoeevar分析了把语言作为影响生产的一个单独变量后生产成本函数的变化，Sabourin考察了具有一定外语能力的雇员和要求一定外语能力的工作岗位之间的匹配过程。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最基础的理论。

　　从宏观角度上，有些学者试图把经济体内工人的语言能力和经济体的外部贸易联系起来(Stanton&lee，1995)，但是这个联系只是叙述性的，没有任何实证验证。很多研究也都试图量化特定语言的出现对某些地区经济的影响(Cinneide& Keane，1998；Sproull，1996)。Albert Breton在《语言和双语主义》中提出，国际贸易中的语言障碍类似于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要克服这种距离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类似于运费，是支付给翻译人员的酬薪。

　　三、语言的“网络效应”与语言的动态发展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Reinhard Sehen与经济学家-Jonathan Pool合作的《外语技巧分布的博弈均衡》验证了语言的“网络效应”：当更多人使用一种语言时，对其他人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语言变得更有用了。语言的这种性质明显不同于公共产品，也不同于私人产品。毫无疑问，网络效应在语言动态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的网络效应在解释语言的动态发展的应用这个问题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语种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小语种的生存问题；二是世界通用语言的出现，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通用语言的出现问题。

　　对于语言的动态发展问题，社会语言学家的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John和Yi在1996年提出了语言随经济发展进化的一般过程：第一阶段。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两种语言群落并存，并且它们很少有经济往来；第二阶段，其中一个群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比如工业化；第三阶段，另一个语言群落被收到经济力量强大的群落中，只懂经济力量弱小群落语言的人越来越少．、针对如何保持和发展小语种的问题，语言经济学目前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的语言政策鼓励对劳动力市场上小语种掌握者的需求，提高小语种人群的收入，由需求来刺激供给，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小语种。

　　四、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政策分析

　　语言经济学能够通过同时考虑经济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语言政策提供有效的引导。语言经济学不仅通过严格地测量语言的货币费用和价值来讨论一国语言的经济效用，而且全面地测度语言政策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以及预期的社会效益、个人效益和文化效益，从不同语言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比较来指导国家语言政策。在语言政策方面语言经济学硕果累累。近年来，F．Grin在语言政策研究方面做出很多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指导瑞士双语教育的公共政策(2000)。

　　正如Francois Grin所说，至今为止，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少得可怜，以致于在文献综述中几乎可以按作者姓名介绍研究成果。

　　虽然，语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很少，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不过，分析语言在人们经济活动以及在社会交往中的习俗、惯例和制度生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应该说这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了。维森在评鲁宾斯坦的《经济学和语言》中提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到了语言的起源和生成过程，并且他还分析了语言在经济活动、市场秩序与规则生成中的作用问题，并且认为语言的成长符合“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认为，语言与市场的自发形成过程是相似的：“语言是一个能够逐渐演化的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结构。然而，没有任何人按照某种方式来设计它。它只不过是随着千百万人通过自由的语言交流所进行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萨丕尔(1921)、布龙菲尔德(1955)在论述人类活动的起源和作用时也都提到语言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关系。而真正把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则应该从语言经济学创始人Marschak开始。他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研究时揭示了言语具有经济学的本质的东西：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效益(benefit)，并认为这是影响语言和经济两种活动的内在机制。自此以后，语言经济学研究者逐渐多了起来。

　　研究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这主要是二战后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殖民地各国的兴起，尤其是197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政府制定官方语言政策，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需求(Breton，1978)。在这一背景下，很多人开始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比如：Vaillan—court(1987)。Chiswick(1991)，Dustmann(1994)，Grin(1994)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对移民的外语能力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Grin(1992，1990)研究少数族裔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Holden(1987)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Colomer(1991，1996)对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比较经济效益的研究；Selten and Pool(1991)从博弈论角度对语言行为均衡问题的探讨。塞尔腾等人以博弈论方法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正式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通过博弈论使得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有可能与语言的哲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社会交往理沦，以及符号交往的社会学等已有的西方学术传统融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语言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开始形成。在“主流”传统的影响下，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开始进入“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如，Rubinstein(1996，2000)，汪丁了(2001)等。

　　尽管国内的语言学家非常多，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的却不多。近几十年也有研究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探讨了一些语言问题，虽然在研究层次上不够深入，所用工具还很单一，但终究还是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涉足，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

　　一是语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对于语言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可以说，至今在国外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国内则更是鲜有从事语言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的。在国内的研究者中，汪丁丁、周端明和韦森等人可以说是从纯理论角度研究语言经济学。他们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研究语言的形成和人们对自己所用语言的选择，他们认为，语言的习得和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受语言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使用语言的人数、社会开放与自由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学习语言天赋和所学语言与母语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二是语言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语言经济学研究者的研究都在此领域。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流行语、方言、外语学习等一些应用性语言方面，这些研究者从应用或实用的角度，主要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研究这些语言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如，任荣、王伯浩、许其潮等用成本——收益方法对流行语、外语教学、网络流行语和语言修辞学的研究。宋金芳、林勇则通过分析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案例，论述语言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对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加以研究评述。

　　另外，山东大学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值得关注。2005年，在黄少安教授的主持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成立了“语言经济学研究室”，这是全国最早也是惟一的一个语言经济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同年，研究室与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合作，承担了汉语推广办公室立项的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汉语国际推广问题。宁继鸣博士完成的博士论文《汉语斟际推广：孔子学院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是国内在语言经济学领域第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成果。

　　不过，语言经济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还处于发展初期。尤其在国内，其研究对象还局限于很小的研究范围内。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语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它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必将进一步扩大，其研究者所运用的工具和分析方法也将进一步成熟和多样化。

　　虽然，目前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语言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而且我们对语言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纯理论研究还做的很不够，很多领域我们还没6-涉及。如，对一个地区方言的研究；对语言和制度文化习俗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和其他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等。也许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探究语言起源方面。在语言起源方面，为何不同的民族、人种选择不同的语言，即使相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区语言tE相差很大。是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人种生理结构之问的差异和其他还不为认知的原因造成了语言的不同。随着脑科学、生命科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进展，我们有望获得进一步的结论。作为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语言经济学如果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就能够推进自身学科的理论研究。

　　2）所用研究方法和工具。现阶段研究者大都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统计方法等经济学分析方法。语言的形成、发展、传播、更新和消亡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人们的经济理性选择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或者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比如，进一步借鉴动态优化方法和演化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因为，语言的选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理性选择，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类的进步一样符合生物演化的规律。

　　3）和其他学科的融合。语言无所不在，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空间，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可以说，语言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语言的选择也和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语言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应该很好的交流和融合。还有，语言经济学也应该和其他社会学科沟通和结合，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可见，语言经济学有着很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预示着经济学帝国将进一步远征，远征的成功与否和远征取得的成果的多少，就看研究者所做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