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财团体制形成于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之后日本分别经历了4次经济萧条。它们分别是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从假象的繁荣坠入了急性萧条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工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当1973年原油价格上涨三倍的时候，日本真实的GDP增长率从60年代的10%降低到1974年的负增长，并且随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萧条;1985年7月发生的日元风暴中，日元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两周内升值了100%，这导致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日本的产品就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昂贵了，日本的工资水平达到了世界最高，这使日本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本，日本财团的根基主办银行受到极大的打击，经营环境逐步恶化，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利润率不断下降，坏账总额曾高达73万亿日元(约合 6500亿美元)。

竞争的实质，“商权”之争

这4次经济萧条，几乎是每隔10年发生一次，这不仅是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和国家较量的产物。日本经济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和争夺，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在战争中的拼杀。贸易立国和制造业立国的国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就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这个“商权”争夺的具体体现就是不放过从上流的资源到下流的市场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在这个“商权”争夺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以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三井物产总投资额达到4亿美元左右，参与投资的企业有152 家，但其在华的业务量只占其全球业务量的8%左右。对于三井物产这样的跨国巨头来讲，4亿美元的投资额显然不算很大。但三井物产这样的大型商社，其实是一个投资放大器，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至少可以带动40亿美元的投资。三井物产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少有自己百分之百投资的项目，大多数项目都是携其成员企业一同投资。

三井物产基本没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但集团当中有很多世界性的大企业，丰田和东芝这样的日本跨国公司都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三井甚至把美国通用和中国宝钢这些日本之外的大公司也视为自己的成员单位。欧美的投资往往是直接投资获取利润或者靠资本培育来赚钱，三井物产对企业的投资与欧美金融机构的理念完全不同，三井物产的投资很少会控股，往往是带着它的成员企业共同投资。三井物产更加重视的是与企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投资往往是长久的，是战略性投资。对三井物产的投资来说，利润是第二位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投资回报也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引路人和产业的组织者，综合商社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生意都会做。用三井物产中国副总代表魏林的话来说:“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弹药这些违犯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商权”一旦掌握财团的相关制造业企业就蜂拥而入占领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器、电气、半导体等产品能迅速占领欧美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控制“商权”是日本财团驾驭日本经济的重要砝码。

转型创造新生

制造业的成本最主要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力成本，二是原料成本。日本企业正是利用财团掌握的“商权”，把大量资产和生产能力转移到人力和原料成本很低的东南亚国家。日本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业企业和主办银行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相关财团的主办银行和金融机构借贷实现，这和欧美国家的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不一样，所以说日本经济的命脉(金融危机前)在于各大财团的主办银行。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日本金融业在大藏省“护卫舰队”(各大金融机构和法人企业互相持股稳定股价)保护下,一路顺风而行,主办银行以其稳定、安全和高效率成为信誉优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性大银行，银行破产几近神话。但是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加剧和西方各国对日元汇率的操纵，“护卫舰队”体制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弱点。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是真正动摇日本根基的“巨大危机”，不过日本企业毕竟实力雄厚，靠着财团内部的互相扶持和政府的金融改革，日本经济才慢慢地转危为安。为清理呆账坏账，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再生法案”，由政府注资给银行体系，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破产银行实行国有化，另外保护银行储户的利益。此项软中带硬的举措和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金融局面，为银行业复苏创造先决条件。另外，日本银行业内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现在已经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瑞惠金融集团。

尽管组成联盟并不能减少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却可以通过精简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合并业务、调整经营策略等方法获得成本效益，使银行整体规模加大和承受坏账的能力有所加强。重组后的银行集团将加快从“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同时也从“保护型”的协调竞争向“开放型“的竞争转变。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获得了复苏，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特需”，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办银行的贷款和坏账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办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

日本特有的“儒家资本主义”崇尚创造价值而非“金融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赚钱，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制造业无疑是在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崛起的根本，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金融工具是无法取代实物商品，金融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的低迷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如果一个国家偏重于靠金融获取利润而忽视通过制造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的根基是相当不稳固的。

他山之石

金融危机以后，日本经济陷入真正的低迷，2001年4月小泉内阁上台以后，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以及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日益恶化，日经指数一路狂跌，到2003年4月28日更是跌到了7067.88点的低点。但是从2003年开始的4年间日本经济从调整期向上升期转变，截至去年10月，日本景气恢复已持续了4年10个月。

日本各大企业抓住美国和亚洲经济强势增长契机,在营业销售和利润均实现“大丰收”,如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佳能、任天堂等企业的经营业绩都再度刷新历史纪录。汇总日本各大上市企业新近公布的2006年度上半年(4至9月)的财务决算报告显示，制造业平均销售额增长 10.3%，纯利润增长27.2%。非制造业的平均营业额和纯利也分别增长10.3%及23.2%。其中,丰田汽车、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利润排行榜位列三甲。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家企业都是传统的财团企业，其中两家更是财团的核心综合商社。

作为日本财团的核心的五大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在2005年度纯利润合计为9300亿日元，较2004 年度大幅增长83%，与日本四大钢铁企业的利润总和9230亿日元并驾齐驱。利润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五大商社积极参与海外能源项目获利颇丰，如三菱商事在澳大利亚的煤炭项目获利达1000亿日元，住友商事参与北海油田开发，使其全年利润达到1650亿日元;另一方面，机械设备和不动产在2005年度也行情渐好。

在强大的能源供应压力下，日本财团旗下的各大公司对节能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且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生产。石油危机成了日本在节能方面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的催化剂，这一领先地位的获得曾经使许多产业受惠。石油危机还促使日本进行创新并在先进技术产业(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消费品制造业)立足。结果在电视机的生产方面，降低能源消耗的渴望促使日本制造商较早地从真空管转向晶体管，这一转变还带来了其他的许多好处，如产品的可靠性、多功能性和易生产性。

日本在金融危机以后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加大金融业的改革重组，银行效益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日本六大金融机构2005财年中期的税后纯利估计达到1.4万亿日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东京股市日经平均价格指数也在2006年11月突破14000点重要关口。

无疑，日本在战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走过了”无艰不商“的心路历程。21世纪的今天，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同时这种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

明治维新(1868年)让日本走上了兴盛之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主导日本经济的主角是财阀企业。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认为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之路，并为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持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的财阀。

日本财阀因此而被强制解散，财阀家族持有的股份被卖给了公众。据估计，从财阀家族转让到公众手中的股份总量占了日本公司股本总量的40%。这导致日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时间成为公众持有企业股权比例最高的历史时期，1949年时约为70%，但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财阀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日本经济的中心。

根据战后解散财阀委员会的定义，凡是财阀母公司(本社)持股10%以上的企业均属财阀集团内的企业，包括由财阀子公司再往下控股的企业。按此标准计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四大财阀的资本总额占全部企业资本总额约1/4，四大财阀下属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资本总额则占到全部金融机构资本总额的一半。

如果不提及亚洲两个特殊的组织——日本的财团(keiretsu)与韩国的财团(chaeb01)的话，任何关于B2B营销的探讨都是不完整的。定义行业群体的标准之一，就是成员之间相互买卖，并且经常由组织内部的贸易公司充当中介人。概括来看，韩国家族式的财团规模相对日本要小(以销售量、工作人数、海外机构作为衡量标准)，但是，其组织形式更加严密。然而，由于两者面临相似的问题，我们姑且以日本财团为例。更具体地说，由于生产型的财团是B2B关系营销的沃土，我们将仔细考察这种类型的企业。

生产型财团的特点之一表现为生产者与供应商的垂直一体化。诸如丰田、日产和三菱这样的大型汽车生产商通常都拥有一批基本分包商，而由这些分包商再将工作分配给数以千计的小厂商(本田没有供应商组织，是一个特例)。

所有的分包商都融人制造商的生产过程，并能接受技术、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广泛支持。企业对分包商在生产运作、价格、交货时间等方面都有精确的指导，希望分包商可以满足所有条件。因此，制造商与分包商互相背负着一定的义务：分包商必须保证高质量与低成本；制造商必须提供稳定的财务及其他资源的支持。

因此，“购买群体产品”心理与相互采购在财团采购模式中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成员从其他成员处采购，那么它认为其他公司也会购买它的产品。但任何成员都不会因为恪守“购买群体”概念而损害自身的利益。长期以来，成员企业之间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成员之间通过互动与信息交流互相依赖，建立了紧密的社会联系，并逐步发展相互信任。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财团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为了应付激烈的竞争与萧条的经济，许多附属于财团的企业都纷纷在组织范围之外扩展业务。像日产这样的主要日本汽车制造商增加了向独立的、附属于其他财团组织的供应商采购关键部件，甚至开始采购外国零部件。例如，由于本田和三菱加大了向Denso采购，Denso的产品仅有一半销往母公司丰田。

这些发展趋势可能导致主要的日本汽车制造商奉行不同的供应商关系。例如，丰田的供应商绝大部分规模强大，几乎没有什么小型供应商；而三菱则正好相反。丰田也不和供应商分享更高的利润；而与之对照的是，日产的供应商并不完全分摊日产的损失。考虑到日产长期销售状况不佳，在卡洛斯·戈森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之前，公司似乎失去了同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而有趣的是，像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这样的西方汽车制造商却正在试图与供应商建立、维持长期关系。我们发现，上述趋势表明日本与西方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管理政策开始逐步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