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威廉姆逊在其发表的《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一文中提出了倒“U”型理论。与以往理论不同的是，该理论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而且将时序问题引人到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式极化是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逾越的阶段，但由此产生的区域经济差异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成熟而最终消失。该理论是以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为基础的，1955年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

威廉姆森受伊斯特林实证思维的启发，把对区域不平衡增长问题的研究，由纯理论的假设和推演，转向了实证分析。他利用英格兰东部长达110年的经济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全世界24个国家的资料进行了“剖面和时间序列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论”，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区域间增长差异呈“倒U”型变化。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总体经济增长，区域差异逐渐扩大，然后区域差异保持稳定，但是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后，区域差异将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逐渐下降。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论”则明确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出现、扩大、缩小以及消失是一个周期性规律变化过程。并由此得出了一个仍有争议的结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经济发展周期历程中肯定会缩小的。

在威廉姆森提出该理论后，一些研究经济发展差距的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与此相类似的观点，并进一步用实证数据证明了倒U型理论。罗伯特·M· 索洛(Robert M Sollow)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了“趋同假说”，认为在跨国间的相同经济参数下，穷国比富国有更快的人均增长，因而从长期看，跨国间的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会趋同。罗伯特·J．巴罗(Robert J．Barro)则对20个OECD国家资料进行统计研究，从中发现了从1960年到1985年这些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负相关于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水平，亦即基数大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基数小的国家；同时，他还发现这种规律也存在于美国各州的经济增长：从1880年到1990年间各州人均收入增长率也负相关于188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初始贫困的州确实是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巴罗的这两个发现有力地支撑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倒u型理论，使得不少学者逐步认同，接受该理论，并以此为根据展开自己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政策性建议。

但是，对于这个仅仅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发现，所产生的讨论、挑战乃至质疑在经济学界至今仍在继续。许多学者不仅从理论上驳斥其的科学性，而且直接用实证数据直接证明其的伪规律性。其中的代表人物为W·J·鲍莫尔(W·J·Raumol)和J·布莱福特·狄龙 (J.Bradford.Delong)。他们先后利用22个国家1870～1979年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与1870年人均收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证明“ 一国的增长率与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的关系”。实际上，至今确实有不少统计资料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差距，特别是最穷国与最富国之间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而有些数据甚至还呈现出扩大趋势。

我国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过程的分析，得出结论：“区域经济差异变化是存在多种形式的，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威廉姆森的倒U型学说所描述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轨迹只是众多的变化轨迹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意义，更不能作为全面解释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规律性的理论。如果以该理论指导我们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情况，特别是以此为依据来推测区域经济差异的未来变化，提出调整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建议，则会脱离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现实和国情，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学术界对于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论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并且在实证检验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反证。笔者以为这均是由于该理论还存在一些缺陷，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倒U型理论具有合理的理论支撑。威廉姆森将这种倒U型变动的因素归结为劳动力和资金流动方向的改变、国家发展目标及政策的变化以及因区域间沟通渠道的改善而使区域间关联及链锁效应的变化。这些确实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直接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发展水平。第一，劳动力与资金是经济发展最为基础的投入品，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这两个因素的投入量有着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因此，劳动力与资金在空间中的流动，对于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将有明显的影响。第二，国家发展目标及政策在当今社会中，特别是“强政府”的条件下，对于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及约束作用。因此，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往往也是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被决定了。政府倾向于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时，区域差距就会因为优先发展条件优越地区而被拉大；政府倾向于均衡发展时，区域差距也会因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而逐步缩小。这也更明确的表明了政府作用往往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第三，区域间关联及链锁效应的增强是区域间沟通渠道得到改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重要特征，只有区域间各经济要素的流通管道被疏通后，发达区域的经济辐射效应与涓滴效应才可能顺畅地影响到欠发达区域，促使其能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发展，从而能够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随着信息化与现代通讯业和物流业的发展，这一因素在区域间均衡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

但另一方面，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论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未明确界定倒U型理论所指的区域是在什么范围内的。威廉姆森利用英国的数据，巴罗利用美国的数据所作出的区域间发展差距模型都能得出倒U型的回归；但鲍莫尔以及狄龙利用国别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却得不到证实。再思考我国国内的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轨迹以及世界范围内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判定倒U型理论更适合于解释一国范围内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与发展差距所受的影响与干扰因素很多，比单一国家内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一个还没有真正健全的国际大市场里，国家间经济要素的流动远没有在国内市场中流动得顺畅，不仅要受到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阻碍，还要受到政治因素、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一个真正运行且监管有力的组织机构(类似于国内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机构)来整合世界经济，引导国际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其次，未明确将国家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政策作为倒U型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国家的发展目标与政策往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直接决定了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发展方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域发展差距。当国家以最大限度发展发达地区的战略为出发点时，国家政策的作用将使经济要素的流动产生粘性，劳动力、资金等基础性经济发展要素会进一步聚集于发达地区，促使发达地区产业的不断升级；同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也将进一步弱化，产生“马太效应”，此时，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倒U型变化。只有政府转换了发展目标，将统筹区域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并制定出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与法律法规，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才可能呈现倒U型的运动轨迹。

第三，未考虑到技术创新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是数倍于传统经济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只有技术创新才有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但技术创新是需要具备许多条件的，丰富的智力资源、雄厚的技术基础、活跃的创新氛围、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与大量的资金。这些条件往往都聚集于发达地区，因此其能最早且最全面的享受到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发展，较之于欠发达地区虽得到从发达地区梯度转移而来的传统产业发展仍是有巨大优势的。且这种先发优势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即这种技术创新机制在发达地区进入了自组织阶段，这种区域间的差距也可能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也应具体说明。如传统的资源耗竭型区域，往往随着资源的耗竭，整个区域内经济即会逐渐解体，流动性经济发展要素逐步外迁，生态环境恶化等而可能丧失掉加快发展乃至继续发展的动力，很难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基于以上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评述可知，倒U型理论在描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轨迹上还是有其一定的解释力，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形式。而且我国学者饶会林(2005)引入双S曲线模型，清晰全面地反映和回答两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机制和变化趋势，准确指导区域间协调发展，把倒U型观点发展和完善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些还并不能使倒U型理论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描述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

(一)界定倒U型理论的适用范围

对于倒U型理论的应用范围的界定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不少学者在研究或挑战倒U型理论时，并未考虑该理论的适用范围，而笼统地将一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差距、不同国家间的地方区域差距、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乃至若干个国家联盟的差距都套用该理论，这样得出的结论必然千差万别，无法得出规律性的结论。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数据的比较，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应限定在研究一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上。因为在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可以作为全国各区域利益的代表，能制定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策的执行力，从而有使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较大可能性。

(二)建立“双倒U型假说”

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一定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糅合理论界关于区域差距问题的不同观点，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双倒U型假说”。

该图形虽只是在纵轴方向添加了一条新的倒U型曲线，但却能全面而准确的表示出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GDP数值之间丰富而多变的联系。图2中横轴是表示国民经济的发展，即表示为GDP的增长，纵轴表示的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用地区间人均GDP的数值差来表示。A曲线与B曲线则是表示在不同前提条件下地区发展差距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变动的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执行何种区域经济政策。在中国，这种政策因素的作用表现的尤为明显。A曲线表示的是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政策条件下出现的情况，B曲线则表示的是在区域均衡发展条件下出现的情况。

(三)对A曲线的分析

在国家坚持执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地区发展差距与国民经济间的运动轨迹很可能如A曲线所示。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国民经济在增长一段时期后，处于—个峰值后就会不断下滑。这也是目前全社会所担心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即“马太效应”，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与经济的崩溃。 因为在中央政府坚持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政策的制约与影响下，经济发展前期，大量的生产要素都会流入中央政府重点发展的区域，资本、能源、资源、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在一定区域中不断聚集，则会产生集聚效应，促使该区域经济得以跨越式的发展，直接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当重点区域已经发展到该区域经济结构所能承受的发展的极限时，由于非均衡的区域政策的限制与引导下，大量的生产要素还是会从非重点发展区域(因为重点区域经济已经在集合全国的力量先发展起来，所以此时的非重点区域即为落后地区)继续吸收传输到重点发展区域。而此时将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下滑。

1．落后地区在逐渐失去“造血”功能的同时，还要向重点发展区域继续“输血”，使得落后地区不止是发展缓慢，而是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重点地区的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地区间的差距。而广大的落后地区的经济严重衰退，必然会吞噬掉重点区域经济的相对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从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下滑。

2．由于国家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生产要素会继续向重点区域聚集，而此时重点区域中先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部门在受到政策的保护下，具有了向落后地区梯度转移的粘性，即会继续留在重点区域内发展，从而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如不能起到带动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在空间上协调发展，而且占据了重点区域的空间，使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受到空间上的巨大限制；传统部门在粗放型经营模式下还将继续掠夺式地消耗生产要素，保持其生产效率，不利于重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了其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的快速健康发展；传统部门往往是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产业，对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为重点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诸多障碍，不利于其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3．由于重点区域的聚集效应明显，大量的人口会以快于重点区域提供工作与生活机会的速度涌入重点区域。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制约重点区域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将会一起激化，严重干扰重点区域的正常经济发展，甚至会使重点区域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中。中美洲、南美洲的一些大城市现在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警醒。

重点区域出现的这些问题，导致该区域经济不能进一步的高速发展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亦即直接导致国民经济的下滑。

4．更为严重的是，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悬殊，则会引发区域间的冲突，破坏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稳定。在我国，区域间的矛盾冲突还往往夹杂着民族间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稳定、改革、发展”的大讨论中，我们已经十分明确稳定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只可能使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以上是对A曲线所表示的经济含义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其变化方式及其变化过程的原因。虽然这种曲线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但是对于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有着很好的预警作用与较强的解释力，更加完善了倒U型理论，使其运用的范围更加广阔，更具有理论说服力。

(四)对B曲线的分析

B曲线则是表示在一个国民经济增长周期内，政府已实施、正在实施或将要实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或政策时，地区经济差距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倒U型理论的主体内容，前文已经介绍了相关内容，在此不作赘述，但必须再次强调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在一国范围之内的两个区域，国家的中央政府有较强的宏观调控的能力以及使全国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