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在中国刮起了一股山寨之风。从山寨手机开始,到山寨电视、山寨上网本,甚至山寨春晚……真是无处不山寨。

当然,首先让“山寨”扬名立万的还是手机。在山寨手机的发祥地深圳华强北,楼上楼下跑一圈,一部山寨手机就出来了。这些手机外观新奇,打火机、汽车、鸟巢,各式各样。如今,在占领了中国市场之后,他们又以强大的生命力走向了海外市场。每天,这里都会有不计其数的中东人、印度人、菲律宾人上门采购,把山寨手机带到了海外市场。

如今,我们经常还能遇到这样的场景: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人走在大街上,他拿着的手机里播放着流行歌曲。如果你发现他的手机屏幕最下端有五个菜单选项的话,那无疑就是山寨手机了。

山寨手机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山寨手机崛起的同时,国产手机品牌厂商集体沦落,昔日的霸主波导、TCL逐渐没落,反而是山寨出身的天宇、金立异军突起,成为新的领头羊。

这还不算完。随着山寨手机逐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低端走向高端,即使是诺基亚、三星这样的全球手机巨头也坐不住了。韩国《朝鲜日报》就报道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2008年,一款被称为“Anycat”的山寨手机使得三星大为紧张,因为它与三星当年主推的大屏幕触摸手机“OMNIA”极为相似。在将这款山寨手机拿到总部分析之后,三星发现它的功能和技术不亚于“OMNIA”,售价却只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管是否承认,如今几乎所有的手机品牌厂商均在从山寨市场吸取灵感,有些还直接从山寨拿设计方案。

过去,我们理所当热地认为我们身处的“世界”就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少数几家大公司掌握核心的技术和资源,他们垄断了市场,对利润进行分配,然后再投入资源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由此他们变得更强大,获得更多的利润。

而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海星”式的组织模式:产业链中的厂商按照水平分工,各自选择自己擅长的某个环节,将其做到极致。

山寨手机其实就是典型的“海星模式”。全球电子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使得珠三角地区形成了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电子产品生态圈——在方圆100公里的范围内,你能够找到所有的手机零部件厂商。

更可怕的是,他们以“网络”的方式组织了起来。从设计、模具、主板、生产到销售,均有众多企业参与其中,他们既合作,又相互竞争,形成一种最有效率的交付方式。我到东莞长安镇采访的时候,一家模具厂的老板告诉我:要做出一款手机模具,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产业链却效率惊人:当品牌手机厂商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能将一款手机推向市场的时候,山寨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而且,山寨还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创新:第一部GSM双网双卡手机、第一部走马灯手机、佛经手机、打火机手机、鸟巢手机……让人眼花缭乱。

依托珠江三角洲电子制造业的产业优势,山寨重新解构了全球的手机产业,他们以专业化分工取代了垂直一体化,以快速响应市场取代了闭门造车,以低成本制造取代了高成本营销。当如此之多的中小企业通过“山寨模式”组织起来之后,他们就像蚂蚁雄兵一样无坚不摧。在这里,我们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不是通过一家巨型企业,而是通过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实现了。

我们整天在提创新,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开口闭口都是创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创新难道只有一种吗?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创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由此产生了一批大型国企。还有一个就是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他们依靠自发的产业分工形成了产业集群,依靠低成本优势,同样主宰了全球市场。典型的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其实不就是更早的山寨吗?只不过当时人们不这么称呼而已。不在庙堂之上,就在山寨之中,依靠产业链突围的山寨模式难道不也是一种创新?“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却击败了“全副武装”的正规军,这难道不好吗?对于占据95%以上数量的中小企业来说,山寨的中国式创新其实很值得提倡。

当然,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沉溺于山寨的借口。实际上,山寨的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山寨的式微也暴露了“中国制造”的局限:当手机市场转向更为复杂和更为封闭的3G手机和智能手机的时候,当上游的核心技术提供商(主要是中国台湾的联发科)不再能够提供turn key解决方案的时候,山寨手机也就从此沦落了。而更多的产业,如山寨平板电视、山寨上网本,甚至还没有“火”起来就衰落了。

因此,当中国经济走向升级之时,当我们需要占领产业链高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止步不前。在这个时候,一小部分中国企业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在核心技术和核心标准上突破的重任。也只有在这些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真正的突破,我们的蚂蚁雄兵才有用武之地。如今,已经有这样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头羊,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例如,中集集团在集装箱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移动部分掌握了后3G标准的话语权,等等。

当然,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创新就像娇嫩的花朵,它需要肥沃的土壤和精心的浇灌,中国的创新还必须建立在雄厚的基础教育之上,建立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之上。而在这些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些又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中国的企业每天都要为自己的发明创造被抄袭和剽窃而提心掉胆,如果中国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每天都在忙着挣钱而不是做基础研发,中国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因此,我们需要一次全新的、结构性的调整;通过这次调整,将全社会的资源和精力从注重短期利益调整到长期利益上来。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创新力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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