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献策欲灭六国，秦惠王不用。苏秦灰头土脸，形容枯槁，回到家里，“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于是“头悬梁，锥刺股”，精心研读纵横之策，全力打造金领形象。最终，苦尽甘来，“忽悠”乃成，遂配六国相印，出任“六国集团总CEO”，衣锦还乡。“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子更是前倨后恭，无以复加：“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于是乎苏秦仰天长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战国策》里的这段描述大概是中国古代有关“势利”的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记录了。这段文字，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把“势利眼”的形象描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约瑟夫·艾本斯坦将“势利眼”定义为“那些为差别歧视体系欢呼鼓舞、实践势利行为并为其所迷惑的人”。在其《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一书中，艾本斯坦对当代美国的社会风尚进行了全面的细致描绘和辛辣嘲讽，揭露了潜藏于表象之后的运行机制——势利。他写到：“势利眼分为两种：瞧不起不如自己的，和艳羡强过自己的人并在他们面前自甘下贱”，“势利眼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比他强的人面前表现得更强，或者把比他更弱的人推离得更远，他从来没有为之迷惑过”。苏秦的父母妻嫂显然都属于这样一类人。看来，在“势利眼”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一丘之貉。

《势利》
艾本斯坦的定义中的关键词是“差别歧视体系”。“差别”，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金钱，不一样的权势，不一样的品味，不一样的派头。“歧视”，就是“看不起”，就是恶语相向，就是仗势欺人，就是冷眼旁观，就是视而不见，甚至，就是皱一皱眉头，或者撇一撇嘴角。显然，“歧视”是一种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

更要命的是，这种“差别歧视”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价值判断或者情感体验，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势利眼”们从来不可能有真正个人的判断和体验，在其背后，隐藏着诸如家族体系、社会关系、机构组织、财产状况等等极其复杂的机制。很显然，在所有的势利行为背后，或多或少都有错误或者不相关的价值存在。而势利眼，通常不会去质疑这个世界的价值评估体系，他们总是迎合甚至强化这样的体系。

在艾本斯坦看来，势利眼的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他们产生上了天堂或者下了地狱的感觉。“势利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比较。比较意味着竞争、对手和嫉妒。势利眼总要选个立场。它需要确定自己比旁边的人强。真正的势利眼永远无法满足。如果感觉不到自己的优越感，那么他不是陷入低人一等的痛苦，就是陷入可望而不可得的深渊。” 这样的刻画尽管尖酸刻薄，倒也入木三分。

在对势利眼进行分析和揭露的同时，作者也对势利眼同对伟大事业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做出了详尽的、不厌其烦的甄别。在他看来，精英追求最好的，而势利眼则希望人们相信他和最好的有关联；精英们追求成就，而势利眼们则只追求成就带来的名望；精英们成为名望的主人，而势利眼们则成为名望的奴隶。显然，艾本斯坦对势利眼和正当追求之间的区分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如果追求事业或生活本身，那就不是势利眼；如果注重事业或生活本身之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那就是势利眼。作者断言，尽管势利眼总是站在民主的对立面，但是，一个社会越是民主和开放，这个社会的势利眼就越多；一个社会的等级界限越是容易变动，就越容易导致势利眼的产生。

艾本斯坦对势利眼和非势利眼的区分，给我们一种关于人文和理想的善意提醒，但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摆脱“差别歧视体系”的骚扰，真的是很难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人人都在积极向上，事事都在迅猛变化的世界里。

苏秦是战国时期的策士，按现在的说法，大概属于“点子大王”之类的角色。点子大王如果从“短工”打成了“长工”，那么在古代社会里可能成为相国或者辅臣，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则可能成为职业经理人，成为白领抑或金领。不论是策士、点子大王或者职业经理人，其生活的路径和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分别：用智慧和体力换取利禄和功名。成就，从来就不是可以用单一标准考量的事情；功名利禄，也从来不是能够脱离成就而单独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谁人不是“势利眼”？只要我们承认差别的存在，承认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的不可避免，哪个不是存在于“别人的想法之中”？哪个又没有半点势利眼的嫌疑？即便是艾本斯坦本人以及他的这本以“势利”为批判对象的大作，又如何能够摆脱得了这种“差别歧视体系”呢？《纽约时报》这样评价此书：“本书既为中产阶级跻身上流社会提供了必须了解的潜规则大全，也揭示出这种努力的危险与收益所在。我们时代的特点是，由于社会更开放，阶层间更具流动性，精于势利的人更容易在这个时代生存和成功。”显然，这样的评论既是一种“对势利的解读”，也是一种“势利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