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喜剧演员斯蒂夫·库根曾经拿贝克汉姆讲过笑话，说他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机会很渺茫：“人们会说‘哎呀，贝克汉姆啊，他脑瓜可不太聪明’。但人们不会说‘霍金啊，他足球踢得可烂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像贝克汉姆，因为两者有自己非常擅长的事儿：贝克汉姆很会踢球，企业很会赚钱。也许他们还有别的比较在行的事情，比如贝克汉姆会代言太阳镜，企业会组织人员搞环保。但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的专业领域。

安·伯恩斯坦是南非一家名为“企业发展中心”研究所的主任，她认为过分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容易让人忽略这一点。在她的新书《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案例研究》中，她认为企业回报社会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意。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向顾客出卖商品或服务以赚取利润，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得提供比竞争对手价格低或质量高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做到的企业就得倒闭，做到的就能够带动人们富裕。股东得到分红，员工拿到工资，供应商拿到订单，其他人能够买到让过去的王公贵族都视为奢侈品的电视机、空调或抗生素。

这些观点并不新颖，但伯恩斯坦以一个南非人的视觉来写就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因为对发达国家的百姓来说，企业一点点小错就让他们很反感，但企业创造的经济繁荣他们却视而不见。但发展中国家的百姓是享受不到那些昂贵的产品的。

在南非这样一个劳动人口失业率达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关键不是企业不够仁义，而且仁义的企业不够。理由之一，南非政府总是毫不顾忌地把社会责任堆到企业的身上，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连盖个房子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审核，这除了对那些濒危的蝴蝶有益之外，对于栖身茅棚的南非百姓来说可就不那么好了。发电厂的建设也因此进展缓慢，2008年大规模的分区停电把南非折腾得够呛。南非劳动法的规定让公司很难解雇员工，这也意味着公司在一开始招聘的就不想雇用南非人。“黑人经济振兴法”要求公司将部分股权转让给黑人，虽然让一些有关系背景的黑人富裕了起来，但却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伯恩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一带而过，因为在南非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其实有些时候，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非政府组织（NGO）。伯恩斯坦举了埃克森石油公司在乍得建输油管道的例子。南非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当地土著人建立了一套目标远大的“赤道原则”，而埃克森这个石油巨头花了六年的时候研究怎样才能完全符合“赤道原则”的要求，虽然绷紧了每根神经尽全力保护大猩猩栖息地，补偿搬迁村民，但还是遭到了NGO严厉的谴责。伯恩斯坦叹息道“只要是稍有头脑的公司肯定都会认为，在这些贫穷国家投资太得不偿失了。”

还有些时候，反公司卫士们声称公司比政府强大的多。这个观点简直是荒谬。政府能立法，能征税，甚至还能发动战争。而企业呢，实质上一点强制权力都没有。要是没人愿意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就得破产，所以企业其实是非常在意公众意见的。这是件好事儿。伯恩斯坦举了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在南非开店的例子。每当黑人开始抵制白人商店，“白人店主立刻就没了种族歧视的行为，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是企业还是被迫做些错的事情。一旦跨国企业迫于抵制“血汗工厂”运动的压力而妥协，不再与不发达国家的供应商合作，那么，那些供应商工厂里本来还能做出口鞋的工人现在就只能去扫大街了。

承担一切责任就是不承担责任

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人称，企业应当追求“三重底线”：利润、环保、社会公平。伯恩斯坦说，如果细细考察这一理念就会发现它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利润可以量化，但某地区的问题常常繁多而互相冲突的，难以量化。如果要企业解决所有问题，那实际上它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伯恩斯坦并没有把企业合法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加以绝对化。在不发达国家，合法或不合法的边界常常很模糊。跨国公司常常面临两难选择，在当地合法的事情在本国却是犯罪。很明显，企业应当做正义再正义的事，但是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却很不明显。他们会在极端落后的地区修路建学校来博得当地人的好感，尽管他们会炫耀自己的功德，但其实这些都是企业生存的必要代价，而不是企业的慈善。

一部分企业已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发展战略，伯恩斯坦对此只是一带而过，相比提供解决方案，她更擅长界定问题。她敦促企业要像宣传产品那样积极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企业应当鼓励出版以市场为导向的杂志、电影甚至是小说。希望她能成功。企业拼命游说政府实施有利政策，商会也积极行动争取宽松的环境。但是，那些在推销资本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的甜头——从Ipad到各种药物——时能说会道的公司，到了要推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却结结巴巴了。

来源Schumpeter: Companies aren’t charities | The Economist
译者ma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