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都说有人的地方 就是江湖 ，可见“江湖”二字包罗万象，最直白的就是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我们知道古人把“社会”称为江湖，但原因是什么？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出自《庄子 大宗师篇》，原句为“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原文意思是：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及时离开，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动弹不得，互相以口沫滋润对方，使对方保持湿润。此时，两条鱼便缅怀起往日在江河湖水里自由自在，彼此不相识的生活。

而后古龙在一本武侠书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成为惊世之言，至此，江湖的称谓为更多的人接受，也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最终，还是由古龙先生为江湖的称谓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追溯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江湖，而非溪海，正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能忍心看到浑浊；海，又过于巨大，猛烈而骇人，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

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意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且有奔渤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另有海之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之中。

“江湖”的词源 ：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到江湖文化第一元典《庄子》

陈平原对“江湖”一词的释义是：“‘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这一浮泛释义的症结在于，他找到的最早出处是秦以后的《史记》：“《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他显然知道，这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于是又自己加以否定：“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故《国语·越语下》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江”、“湖”两字分开使用时单独成词，作为专名固然特指长江和洞庭湖，作为共名固然泛指三江和五湖，然而“江湖”一词既不是“江”、“湖”两个专名分开解释后的简单相加，也与“三江”、“五-湖”的共名无关。

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专名，“江”、“湖”两字仅仅是词素，不能单独成词，也不能分开释义。

更重要的是，“江湖”这一专名的特殊意义，决非从唐代豪侠小说到当代武侠小说对此词的事后追加，而是唐以前的先秦时代早就有的：民间社会的江湖文化与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相对。

因此并非先有“侠客”，后有“江湖”，而是先有意义特殊的“江湖”，后有纵横笑傲的“侠客”。这是因为，此词的真正词源出自始终不被儒家传统承认为正式经典的中国文化第一元典《庄子》。在《十三经》和所有先秦典籍中，都没有出现过“江湖”一词。

《庄子》全书使用“江湖”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江湖”，按顺序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外篇·至-乐第十八》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有意思的是庄子与韩非是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两个先秦思想家，尽管庄子死后-数年韩非才出生。但庄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韩非则主宰了庙堂政治。

陈平原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儒道两家对于“江湖”理解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立场不同：

儒家庙堂所推销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道家江湖所弘扬的文化人格是傲视王侯的“自由人”。“江湖”的文化意义，与范仲淹的儒家思想自然难以兼容，所以范仲淹笔下的“江湖”并非文化中国的“江湖”，而是政治中国的“江湖”。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而揭示的只是因失意而暂处江湖的儒家政治人格，却远未揭示那些安居江湖、乐处江湖、傲立江湖的“自由人”的文化人格。

说到底，江湖之大独不能达庙堂，庙堂之下尽是江湖。从古到今，有人追求庙堂之高，亦有向往江湖之远，因志向和立场不同，对于“江湖”的理解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庙堂和江湖的界限就那么泾渭分明？都说‘山林’少烟火味，而‘江湖’多血腥气”。庙堂之高那看似风平浪静，道岸貌然底下的现实，谁说不是你死我活的尔虞我诈，腥风血雨？只不过是明暗之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