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收复南京后，到了同治十三年，将洪仁玕王府改造成了祠堂：

南京向张二公祠始建于1875年1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由地方贤达汪士铎、朱锡九等捐献金沙井地基，经两江总督李宗羲奏准而建。将以金沙井遗出原临时城隍庙庙屋（今34、36号）的前两进加以改修，计头门三间、飨殿三大间、旁屋二间、走廊二道。后三进用作‘崇善堂’，以收养和周济丧失劳动力的寡妇。祠内有二公画像，并有碑记。向张二公祠的日常维护则由善后局还每月拨给四千钱的‘香灯钱’，以雇募僧道从事洒扫洁除之役。

而后，这个祠堂又成为了国学书局所在地。到了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了秦淮区自考办。由此可知，国学书局所在的老建筑因为成为了太平天国遗址，而被保留到了今天。这对我而言，当然是个好消息，于是我问史梅馆长：可否找到朋友，能够让我进内拍照？史馆通过间接的朋友终于找到了熟人，而我来到南京时，不巧史馆前往加拿大开会，而后她安排本馆的同事李轶伦先生带我去寻访。

第二进院落

可能是到了梅雨季节，我在来南京之前的几天，这一带一直在下雨，今日一早渐渐停歇了下来，这真是个好兆头。而我跟李轶伦打的来到这个地址时，我第一眼就发现，其实昨日来过这一带。虽然如此，到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熟人，肯定会被拒之门外。果真，我二人向门内走去时，受到了收发室人员的阻拦，而李轶伦报上史馆交待的名字后，这位门卫则告诉我们，此人在隔壁的院落。到此时，我才注意到，这处旧居的墙上同时排列着四个单位的铭牌，而我们所找者，乃是南京电大秦淮分校的副校长何铁雨老师。

地面铺装的假草坪

在一墙之隔的院落内找到了何校长，他听闻到我们的来意，马上带我二人又回到了隔壁的大门前，这次保安看到后，未加阻挡， 而眼前所见则是保护得基本完好的旧居。

在第一进院落的门前，挂有太平天国衙署简介，上面称此处建筑乃是“南京地区现存唯一确指的太平天国官衙建筑”，而后简介中也提到了该旧址也是汪士铎家族的私宅，到1875年将前两进院落改为了“祭祀清江南大营统帅向荣和继任统帅张国梁的祠堂”，而后称民国年间改成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之后又成为了“中央图书馆印刷所”。虽然这两点也跟书有关，但却完全没有提到国学书局，这真是个遗憾。

汪士铎《崇善堂记》

走进第二进院落，这里设计得颇为雅静，而右手的一棵树前用玻璃罩保护着一块刻有“崇善堂”字样的条石，而其下方则翻刻有汪士铎所撰《崇善堂记》。按照简介上的介绍，崇善堂的用途乃是收养周济失去劳动能力的孀妇，看来这是古代典型的慈善机构。

侧旁的院落

来到此院落，奇特之处是地面铺装的一种假草坪，这种草坪应该是一种塑料制品，虽然看上去草色茵茵，但踏在上面却脚感很差，尤其天刚刚下过雨，这种草坪又不吸水，在上面每迈一步都有打滑的感觉，真不明白在这典型的江南庭院内，为何不种植些真草坪，也许假的比真的要好打理吧。

沿此前行

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从侧旁进入了第三进院落，这里也同样铺装了假草坪，院落的正中摆放着一个石质的花坛，该花坛雕造精美，应该是汪士铎旧居的原物。而今这个院落四围的一间间房屋被改造成了教室的模样，可能是学校还未开学，走在这院落之中，顿时感到与车水马龙的红尘分隔成了两个世界。

第三进院落

雕造精美

第四进院落有着二层楼房，虽然也铺了假草坪，院中的一棵树却长得枝繁叶茂，上面的绿叶远比地上的草坪要真实许多。

第四进院落

真绿

为了能看清整个院落的原貌，何校长带我二人登上了二楼。登高下望，视野开阔了许多，但还是难以看到整个院落的情形，透过树叶的间隙，我看到了远处的楼房。

登上了二楼

下望

原路返到了第一进院落，在这里无意间注意到柱础与他处所见不同，李轶伦指给我看旁边的介绍牌。由此牌可知，这种八角多边形的柱础形式与太平天国天王府八角形石柱础完全相类。看来，干王洪仁玕建造此府时，也有着太平天国自定的规矩。这里能跟天王府的柱础形式相类，足见其身份之显赫。最为可惜的是，转完整个院落也未看到任何跟国学书局有关的文字及遗物。

特殊的柱础

其实，从各种文献上我早已得知，当年国学书局所藏的书版，早已被战争毁得荡然无存，孟国祥所著《江苏文化的劫难》中写道：“1933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1937年收藏中外文书刊已达18万册。战事发生后，该馆择重要图书装存263箱，移存故宫博物馆的朝天宫密库。11月18日，因战事吃紧，奉命西迁，仅择要运出130箱图书。所遗存图书被日军掠走或焚毁，存于朝天宫的原国学已精雕木刻版片150种、7万余片，全部遗失。”

八棱形

抗战阶段，要搬运转移的有价值之物太多，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仅运走了130箱图书，剩余的部分则被日军抢走或焚毁，而国学书局所存的木刻版片7万多片，全部被毁。黄建伟、曹露主编的《知识界的抗争》也有同样的说法：“除了纸质图书，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馆藏里还有不少木刻版片。由于太过笨重不便携带，容易在运送途中损坏，原国学书局精雕木刻版片150种、70000余片在西迁前留在了朝天宫的秘库里。西迁后，存放在朝天宫的木刻版片也全部遗失，可谓损失惨重。”

上侧的铭牌

然而，这两篇文章中，都将国学书局所藏的版片用“全部遗失”四个字来形容，怎么来解释这四个字呢？吴瑞秀在《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中写道：“惟据蒋复聪《国立中央图书馆创办的经过与未来的展望》一文中云，金陵书局储藏图书及版片之处所，在南京张国梁祠，且朝天宫尊经阁亦储存版片，后将张祠内之版片，一并移藏尊经阁内，后以张祠原贮之机器在中央图书馆附设印刷所，至抗战发生，该局之版本及印刷所机器全部留置南京，后汪伪组织的伪军住朝天宫，而所有版片遂为烧饭用尽。”

门墩

按照这段描述，国学书局所藏的那些版片全部被汪伪的部队变成了烧饭用的劈柴。有人说，伪军比真正的敌人还要可恶。至少在烧书版问题上，又给这种说法多了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