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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的眼中，蜀国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昏聩，甚至有些低能。刘备死时，他只有十七岁。临时中刘备特意叮嘱他：“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即位之初的刘禅，还不如后人想象的那般无能，但是在诸葛亮死后，他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

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所幸蜀国有蒋琬、董允等诸葛亮的“遗产”力言不可，他才有所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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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延熙九年，蜀国的股肱之臣蒋琬、董允相继去世，军国大政由费祎掌管，他任用陈祗为侍中，做皇帝的近臣。

陈祗与宦官黄皓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玩弄权术，“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於维。”

黄皓，有人认为他是蜀亡的罪魁祸首。此人城府极深，旁人都猜不透黄皓的意图。董允为黄门侍郎、侍中时，“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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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皓畏惧董允，不敢为非作歹。等到后主宠信陈祗，在侍中陈祗推荐下，黄皓先成为中常侍并得到后主宠幸。

在群臣默而不敢言的朝堂，谯周站出来指责刘禅行为的荒唐。谯周有一个外号，“蜀中孔子”，说明他学问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是他的门生。

谯周一副忠肝义胆，对黄皓、陈祗的小人行径，极为义愤，便上奏劝谏。谯周的一片苦心并没有换来后主刘禅的改过自新，待到延熙十六年，主持朝政的费祎被魏将刺杀，蜀国再无社稷之臣，政局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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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对于黄皓一党“枝附叶连”把持朝政，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又“惧于失言”，所以“逊辞而出”，常年在外领兵。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地位很高，却并无实权。从此，谯周基本过着一种不过问政治的生活。

尽管民间对阿斗多戏谑之词，反观刘禅四十一年的君主生涯，在为政能力上也不乏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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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生前曾六出祁山，均无功而返，对连年的北伐，刘禅也曾经有过思考，他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

然而面对诸葛亮的坚持，刘禅对北伐也是极力支持的，无论他是碍于诸葛亮“相父”的身份，或是本着““君臣不和，必有内变”，都确实有容人之德。执政后期对劝谏的大臣也没有因怒错杀。

蜀国开国以来，一直存在“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刘禅为了将权力收归君主，废除了丞相制度，设立大司马、大将军、尚书令等职，权力分散，便于他“自摄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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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他后期的荒政，陈寿认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陈寿举染布的例子，说明刘禅的堕落，并不是仅仅是个人资质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在专制制度下，对于最高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单靠君主个人的品性来确保政务能否清明，实在是力度单薄。

尽管刘禅“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但是诸葛亮死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缺少一位“大家长”式能臣的辅佐，刘禅的荒政，绝非个例，也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