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人类渴望拥有的所有技术中最无用的一项了，且听我细细道来。机器人要是能在，比如说，探索遥远星球、拆除炸弹时，独立做出决策，将大有裨益。但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只是使机器人能自主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目标不是让计算机在理解程序的基础上，更快地进行数据搜索，或是能用自然语言和其人类创造大师进行交流；而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创造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工智能旨在创造机器人。但是，按照技术工程的合理发展走向来看，这一目标的内在动机很是奇怪。

想想看机器有意识将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它能像人类一样思考感知，是个会做梦的“电脑”，会思索自己为何存在，会恋爱也会失恋，会在月光下抒写十四行诗，开心会笑，难过会哭。但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呢？花费几十亿美金，无数宝贵的科研时间，就为了造一个人类的复制品，意义何在？

技术是文化现象，受我们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我们热爱健康，厌恶疾病，所以研发药物；我们钟爱财富和自由，厌恶贫穷和束缚，所以创造了市场和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我们乐于探本溯源，所以想去各大星球上一探究竟。但是，当谈到创造一个有意识的人类复制品时，我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出于恐惧、欲望、或是好奇，那是出于什么？是因为我们沉迷于这种卑微的孤芳自赏？因为我们正在做无用功且无法原谅？抑或是出于爱？

凑巧的是，开启人工智能现代历史的正是一场室内调情游戏。假设有三个房间，利用键盘和显示屏沟通交流，显示屏会展示短信内容。第一间房里是位男性，第二间房是女性，第三间房里的人，我们称他为“法官”。他的任务是判断这两个通过电脑和他交流的人，哪位是男性。第一间房里的男性将会用自己的阳刚之气说服裁判，第二间房里的女性则会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竭尽全力骗过裁判，令其相信她是个男人。

1951年，英国计算机先驱，艾伦·图灵说，略微改动一下这场“模仿游戏”，把第二间房里的女士换成一台机器，就能测试出机器是否具备智能，因为机器能够模仿男性的言谈举止。如果裁判分别不出其中的差别，那么该机器尚可算作人类的模仿品，这可能意味着它是智能的。

西方文学从古至今一直充斥着机械爱人的主题。

在图灵生活的那个年代，同性恋在英国是违法的。1952年，他因为和一位男士有恋爱关系而被逮捕。这不禁令人揣测经他改造后的“模仿游戏”影射出他自身的某些特质——不为人知的性取向：正是他躲在第二间房门后，同时扮演男性和女性，试图愚弄“法官”——也即是社会本身。抑或图灵自己就是法官，审视着他所对应的的存在物的陈词，双方隐约认同，仿佛是同宗灵魂间的难以言表的亲切感。著名“图灵测试”严谨朴素的说明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恐惧与欲望？

不过，早在“图灵测试”出现前，机器人就已经带有情欲色彩了。西方文学从古至今一直充斥着机械爱人的主题。想想塞浦路斯国王——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受到爱神阿弗洛狄忒的垂青。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写道，皮格马利翁雕刻了一座美若天仙的象牙少女像，并为她起名为伽拉忒亚。少女雕像栩栩如生，皮格马利翁当即就陷入情网。他祈求阿弗洛狄忒赐予雕像生命。爱神对娇艳动人的非生物少女早有了解，因为她的丈夫火神赫菲斯托斯已经雕刻出了几个面容姣好的“女机器人”在奥林匹斯山的工作间帮忙打杂。于是，她满足了皮格马利翁的心愿；他亲吻着自己亲手创造的完美尤物，伽拉忒亚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女人。从此，他们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故事也流传至今，成为诸多文豪创作的源泉，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和威廉·莎士比亚都利用过皮格马利翁神话故事。萧伯纳则把象牙雕象少女换做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女子，以此嘲笑男人们想当然“创造”女性的奇思狂想。尽管如此，他还是沿用了神话故事的老套情节：创作于1912年的《卖花女》描写的是，语音学教授把衣衫褴褛的卖花女，伊莱莎，改造成了一名窈窕淑女，然后无可救药地跌进了爱河。

到了20世纪繁盛时期，“皮格马利翁效应”和现代事物以及各种各样有关人类思想的理论发生了激烈碰撞，包括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白板”哲学——人们可以在心灵这块白板上书写性格算法。在1927年上映的史诗巨片《大都会》中，伽拉忒亚变成了玛丽亚；不过，这次她不再是纯情少女了，而是化身为一个在奢华淫靡的城市中大跳惹火的情欲舞蹈的撩人女子，男人们都看得目不转睛。

图灵以及其他几个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想着创造思考机器的人，定不会对这样的文学记叙感到陌生。事实上，计算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契机，过去想象的故事都有望成为科技现实。这回发挥效用的不是雕刻家的凿子，而是一支由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程序员组成的新骨干队伍，他们运用抽象符号、程序、准则和算法“蚀刻”出一个“人造人”。这项事业虽然崇高，却也傲睨神明。浪漫主义作家玛丽·雪莱早在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中就警告过世人——把生命吹进死物，愚蠢至极。但是，五十年代浪漫主义已不复存在了。全世界都朝着火箭、宇宙飞船和原子弹的未来极速前进。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就连伊甸园“人造上帝”，重造亚当夏娃都不是不可能，世界推倒重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全盛时期。但等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工智能魅力不再，同样流失的还有大部分的资金支持。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黑暗时代”，直到现在也还没摆脱阴霾。本质问题在于，原来创造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远比早期研究人员所预想的复杂得多。首先，我们并不了解意识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约翰·塞尔等研究人类心智的美国哲学家批评了图灵的模仿游戏：他们认为，机器能够骗过人类不足以证明这台机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机器。因此，真正实现人工智能的梦想因为思维能力骇人的不可计算性而搁浅。研究人员只好后退一步，重新缩窄目标，只承诺制造资金允许范围内的有用机器。

但是，妖怪已经逃出了魔瓶。如今，人工智能、寻爱生物这些虚构的故事都绕不开计算机编程这一主题：想想看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改编自1968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机器人（HAL）；再比如，八十年代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数据指挥官。在1982年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中，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对小说家菲利普·K·迪克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加以改编利用，并向世人展示，在未来，“复制人”会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片中有一个慢镜头，劣等“复制人”脱衣舞女Zhora砸破层层玻璃屋顶，香消玉殒，那场景宛如一首人类自我毁灭的抒情挽歌。古代神话里的伽拉忒亚“复活”成了影片中泰瑞尔公司的超先进“复制人”蕾切尔，影片中的粗犷英雄（他自身是不是机器人，我们不得而知）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美艳动人的后人类。

我们内心深处想给自己的孩子和爱人编程，这样他们永远都不会令我们失望，也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终究绕不开害怕遭到报复这个话题。《弗兰肯斯坦》的警示寓意给大众想象力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直萦绕在计算机主题的未来故事中。要是人工智能变得比我们聪明怎么办？要是机器人看我们一眼就断定我们是“害虫”，要将我们斩尽杀绝怎么办？要是位于加州伯克利的机器智能研究所真像电影《终结者》（1984年上映）和《黑客帝国》（1999年上映）里演得那样，预测到人类末日真的会来，而忘恩负义的机械后代真的会奴役并取代人类而存在，我们该怎么办？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脉上把枷锁捶得嘎啦作响，大叫道：谨防众神报复！特别是你要造出来的那些神！

其次，爱这个东西难道不是充满不确定性吗？难道害怕孩子背叛自己不也是爱的一个方面？不管我们对伴侣和孩子多好，他们确实可能会弃我们而去。但事情也没必要非得发展成这样。机器智能研究所提议，我们应当给未来所有人工智能设备设置一个永久的自动防故障程序，让他们永远都不能讨厌我们。难道这个选项不诱人吗？既然我们是机器人的设计者，我们就能强迫他们永远地全身心地爱着我们。我们都做皮格马利翁吧！精雕细琢自己的作品，使其完美无缺！我们内心深处想给自己的孩子和爱人编程，这样他们永远都不会令我们失望，也永远都不会背叛我们，永远忠诚于我们。完美爱恋再也不是天方夜谭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人工智能》（2001年上映）将有关“人造人”的感动我们的一切元素巧妙地合成到影片中来。大卫是一个机器男孩，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尽管他的人类养母莫妮卡拒绝接受他，但他还是继续全身心地爱着她，矢志不渝，就是因为莫妮卡触发了他的“印刻协议”。历经重重冒险后，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已经灭绝，但是大卫生还了下来。当一群超智能机器人把他从冰盖下面挖出来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再见已故的养母一面。这群来自未来的机器人帮他实现了心愿：他们利用莫妮卡一绺头发里的DNA克隆出了她。唉，可惜克隆人只能存活一天。他们把大卫送到重新建立的家中。在那儿，他和母亲度过了完美的一天。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夕阳西下，莫妮卡轻轻抚摸着大卫，告诉他，她爱他，一直都爱他，然后闭上了眼睛，最后一次慢慢进入了梦乡。大卫躺在母亲身旁，闭上眼睛，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毋须画外音解释，观众都知道那也正是孕育大卫和其他机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