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当时的饭店服务员阿契·卡拉斯出发到拉斯维加斯去。到1995年，他原先的50美元变成了4000万美元。他是赌博史上连续赢钱最多的人。我们大多数人会说这是一个特大幸运——“这个人运气真好”！那些冷漠的数据家会嘲笑我们的迷信，并指出正巧对卡拉斯有益的一系列机遇过程。从广义上来说，在任何以偶然性为主导的赌场，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说赢者运气好，只不过是在事后为胜赢贴上一张标签而已。

要弄清什么是运气，可以问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我们怎样解释自己的境遇，怎样可以知道自己在爱情、工作、体育比赛、赌博等生活方面，会是个赢家、输家，或者居于其间？事实上，新的研究发现，运气并不是婚礼遇上一场冰雹那种事后才可知的随机现象，但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如同穿了一件黄色衬衫就会走好运。运气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迷思。

研究表明，运气可以受以下几种因素的驱动：过去的好运或恶运、人的性格，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还有我们自己对运道的看法和信念。好运道是真实的，但它不只是无常的命运。我们对运气的看法，会决定我们在风险面前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确实能影响运道，只不过我们不太喜欢把自己看作好运，因为我们更希望自己有其它的特质，如聪明和技能。运气可以是一种力量，但需要我们和它互动，需要我们去设计和培养它。即使你认为最终的结果来自冥冥上天，运气还是有助于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

运气取决于你看事情的角度：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正巧出外开会，得以幸存，很可能他就会认为这是生命中的侥幸，而不会去作更深的思考。一个印度教徒会认为这是因果报应。基督徒可能会说，上帝在保护着他，这样他就能完成为上帝服务的特殊使命。神秘主义者会坚持说他的星运好，正如别人生下来就长着绿眼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管理专家玛雅·杨说，中国人传统上认为运道是一种内在的特质，就像智力或积极的心态。“我妈妈常对我说，‘你的鼻子会给你带来好运’，因为根据中国的民俗说法，我的鼻子形状很有福气。”玛雅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她意识到，美国人常说的那种一瞬即逝的运气，比如在特定时间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好运（“我运气好，考试考得不错”），但却给别人带来坏运气（“我在去约见的路上碰到堵车”），和她妈妈说的好运是不同的。她妈妈看到的是女儿身上稳定不变的好运，她的鼻子就宣布了这种内在的好运。

“这是我所拥有的一种命气，我可以依赖它，而不是那种简单的运气，”杨说。她记住了这两种运道的区别。你也许会想，长着这么一个福气鼻子的人，为什么还卷起袖子来卖力工作？这不是浪费力气吗。但是由于文化的不同，这里还有一种对运气的不同观念。她说：“在中国文化里，勤劳和好运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同时容纳这两个概念。”

另一方面，西方人把努力和幸运看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他们对于运道的观念比较模糊。他们可能会祈求好运，也许在对别人说“祝你好运”的时候态度真诚，但有时他们实在不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好运的人。他们宁愿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既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精英制度，“努力”和“好运”之间的冲突就更明显。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朋友被最好的医学院或法学院录取，我们会说：“恭喜你！你一直很努力，这是你应得的。”如果她落榜了，我们会说：“录取政策很随机，其实现在谁都有资格进，只是运气好坏罢了。”

研究运气的科学家们经常求助于体育比赛，因为即使在极其依赖技能的比赛项目中，机遇还是起一定的作用，而且比赛结果很容易衡量。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就是连胜现象，在这个情况下，球手似乎着了魔火，所以才有了“热牌”（译者注：一副连赢的牌）这个词语。一九八五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罗伯特·伐隆和艾莫斯·突弗斯基发表了一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它宣布，热牌现象并不存在，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我们习惯在环境中看到规律的倾向。但是球手和球迷们不同意这个研究结果，于是这些心理学家就把他们的执着称作“热牌谬误”。

但在去年，三个哈佛大学生对热牌现象的否定者提出了挑战。安德鲁·鲍斯考斯基、约翰·艾泽科维茨和凯罗琳·斯坦认为，一个球手一旦开始连赢，他就会变得胆大起来，会采用难度更高的投篮法，这样就“抵消”了热牌效应。（前面提到的研究假设了球手的投篮方法是随机的。）这些学生拿到了一个视频，内有2012-13年度美国国家篮球协会83000个投球，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投篮的难度。首先，这个视频证明，感觉到好运的球手们，的确会采用难度更高的投篮法。然后这些学生控制了投篮难度数据，他们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大但仍有重要意义的热牌效应，那就是：打得好的球员，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会表现得更好。

同时另一个研究小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莱特·格林、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兹维贝，发现比赛对方会对热牌球手加强防御，这样就抵冲了热牌效应。以前的研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考虑这一点，于是把热牌球手的表现衰退理解为他没有处在连胜状况中。

由于这个障碍，兹维贝和格林决定调查棒球运动，因为在棒球赛中，比赛对方几乎没有办法连续挫败一个击球者。他们有个发现：一个球员最近25次上场击球数表现如何，能较准确地预示下一次的击球结果。他们又计算出，一个热牌球员的全垒概率，会比没有连胜时的全垒概率高30%。

可这是为什么呢？完全是好运，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 也许还是几率的关系吧。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员徐决明（译音）和耐吉尔·哈维调查了连胜和连输的现象。他们分析了五十万个球赛赌注（来源于一家网上赌球公司），发现那些正在连胜中的赌球者，继续赢钱的可能性比输钱更大；而那些正在连输的人，则更有可能继续输，他们的输赢概率并不是50/50。

例如，连赢三次的赌者，有67% 赢第四次。如果他赢了第四次，那么他赢第五次的几率是72%。那些输了第一次的人，赢第二次的几率是47%；如果他再输，那么赢第三次的概率只有45%。难道好运会带来好运，厄运会带来厄运，正如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

研究小组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发现了为什么连输和连胜确实存在：这是赌者自己在起作用。赌者一旦意识到自己在赢钱，他们就估计不会继续赢下去，于是就更小心地下赌注。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热牌会长久地热下去。而输者则有一种不同的冲动，他们肯定赢胜就要到来了，因此他们就犯了赌博者的谬误，更大胆地去下赌注。结果是，赢者继续赢（纵使他们赢的数目很小），输者继续输。高风险赌注的回收率小于低风险赌注。赌者们因为连胜或连输的状况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反过来，他们的行为又延续了连胜或连输的状况。

如果行为影响运气，那么认为自己运气好的人，会不会和其他人表现不同？玛雅·杨在2009年和别人合著了一项研究，评估学生是否相信自己具有好运的特质。她观察了那些相信自己有长期稳定的好运的人（相对于短暂的好运），以及他们的成就和动力，包括他们做事是否执着、是否选择有挑战性的任务。她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定的联系。好运的人似乎都很积极向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有稳定的好运，他就会更有动力选择难度大的目标，然后执着地去达到它。如果你相信运气只是一瞬而过、不能依赖、上下不定的机遇，你就不大会坚持去做难度大的事情，”杨这样解释。

杨的研究结果和里查·威士曼的观点相符。威士曼以前是个魔术师，现在是英国赫福郡大学公共心理学教授，《运气因素》（2003）一书的作者。他说，最好的做法，是把运气看作一种稳定的特质，但也不是生来俱有，而是后天培养的。他找到四百个研究对象，包括那些认为自己一向好运的，以及那些认为自己一向运气不好的。他发现，“运气好”的人，很善于创造或发现偶然的机会（比如，在咖啡馆遇上一个重要的生意人），能聆听自己的直觉，能作出积极正面的期待和预测，对生活中的挫折抱有自在而开朗的态度。那些运气坏的可怜人们，比较起来则更焦灼、忧虑。

威士曼把好运组的倾向分成几种不同行为干预方式，例如，让一些遇到挫折的人想象比自己更差的境况，或者让他们“向上调整日常生活”。结果是，坏运气中80% 的人在一个月后感到比以前快乐、满足，而且，比以前运气更好。

我们越思考好运的现象和新理论，就越会看到那些不断涌现的自相矛盾，如同吃角子老虎机里的樱桃一般。例如乐观态度，这正是威士曼在好运者们身上辨认出来的重要特质。可是，伦敦大学学院所研究的网上赌球者们，却又因悲观态度而连连赢钱，原因是他们小心下赌注。威士曼的好运者们也许在生活中会赢胜，但他们的积极态度可能会在维加斯的赌场里遭到失败。

这正是阿契·卡拉斯的遭遇。在赢了四千万美元的三个星期后，他把这笔钱全数输光。他的连续好运，变成了五十美元的负数。可悲的是，卡拉斯在2013年被指控入室偷窃、在加州湖边赌场的二十一点牌桌上作弊赢钱。但是就在去年十一月，幸运又降临于他——但只是一点点：他被缓刑了，避免了三年牢狱。他的运气还不算太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