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4月底Uber广州总部遭查封之后，这几天Uber在天津和北京又都遇到了大麻烦。

Uber又遇到麻烦了

根据媒体报道，5月21日，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附近，大量出租车司机与专车司机发生对峙。而此前几天，天津市百余辆出租车罢运聚集，抗议专车抢占市场。

在天津，生意受到专车威胁的出租司机自发组织起来，用钓鱼的方法举报Uber司机；而几乎同一时间段，北京交管部门组织查扣专车。

Uber的麻烦不仅来自出租车行业，反对者还有它的中国同行。

虽然滴滴快滴同样面对合法性问题，但它们和Uber在市场上是明挑的竞争关系。

截止2015年5月，滴滴创始人程维称，尚不满3岁的滴滴快的拥有了135万活跃司机，渗透率达到70%(中国共有100万辆出租车将近200万名司机)，1.6亿的用户用滴滴或快的打车，每天提供400万次出行服务，专车每天提供150万次的出行服务，程维说，滴滴快的现在每天接近600万的订单数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在线出行平台，从交易比数上看，我们是全球第二名的出行平台6倍的交易规模。

但是，Uber的快速扩张似乎正在打断曾经一路顺风的滴滴快滴的迅速拓展。5月份，Uber利用人民优步向滴滴快的发起猛烈的反攻。据报道称，5月4号这一周，Uber司机接满70单，就可以收入7000元。仅仅一周时间，人民优步新增三千多辆私家车。据Uber司机说，虽然很多人没有做到这个成绩，但有些人为了这个“诱惑”甚至请假不上班，说明Uber的运营策略确实有效。

滴滴的回应也很快。“桔色星期一，免费打滴滴”，这周一，很多朋友已经在微信群里被这条广告刷了屏，每个礼拜的礼拜一，整个快车使用是免费的，每个人每天两次是15元的免单，滴滴快的这次的烧钱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在12个城市上线，准备4天的时间为1000万用户提供服务。

其实，Uber在中国的情况是它在世界各地疯狂拓展中遇到的各类狙击的缩影，反抗来自传统行业的从业者，传统行业的监管部门（利益相关者），反击则来自模式类似的竞争者。

越挫越勇的底气来自——消费者喜欢

其实Uber本来就是个有“战斗基因”的公司。

如果把Uber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放到Uber的历史和它在世界拓展的范围内去看，可以说这都不是事。甚至可以说，Uber创始人恰恰是用对法律和规则的藐视给Uber带来了惊人的扩张速度——当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各种麻烦。

比如Uber创始人开办的前面一家公司，让他们遇到的麻烦才大——30多家媒体巨头联合起诉他的公司，要他赔偿2500亿美元——是2500“亿”。原来，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计算机本科时，Uber创始人克拉尼克认识了系里的几个牛人。大家一起辍学开公司，做了个叫Scour的P2P下载软件。Scour火了但带来了前面说到的大麻烦，最后他们把公司卖掉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再后来这四位同学创办了Uber——它天生就是颠覆出租车行业而来，Uber在每座城市的扩张都是一场战斗，而这是克拉尼克最擅长的。在伦敦和巴黎，愤怒的出租车司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Uber抢了他们生意。但是这种抗议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Uber所有的底气——首先当然来自功能层面，它的核心价值来自消费者喜欢。Uber 的野蛮生长（而且敢于野蛮生长），首先还是因为它满足了大众出行的刚需，提供了“又便宜又好”——超预期的服务——在中国，做过Uber的人普遍反映，再也不愿意回去忍受出租车那股熟悉的气味了，而且价格也公道。

更深层的底气来自——“人民”喜欢

有人说Uber的理念代表了硅谷公司的精髓 move fast，break things，要想快速增长，必须通过不断试错迅速适应环境。实际上，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Uber目前已经扩张到了50多个国家。克拉尼克正面对着越来越强烈的抵抗，而他显然乐在其中。

但是Uber能够极速扩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更深入地，就像道格拉斯霍尔特和道格拉斯卡梅隆在《文化战略——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独特的品牌文化》一书中总结的那样，Uber超越了功能层面竞争的红海，一个层面：给司机的是自由职业的梦，给乘客的是分享豪车和好车；第二个层面：Uber几位创始人不断强化的草根、叛逆、白首起家的故事都包含在Uber品牌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Uber发动了一场颠覆传统的垄断行业——出租车行业的人民战争，这是它在商业上得以迅速扩张、获得资本青睐而取胜的最大秘密，它触动了品牌战略中最高级的那个层次，就像耐克通过强调个人拼搏意识再遭美国梦一样，Uber通过对现有行业垄断者的挑战把自己划到追求市场自由、机会平等的那拨里——它满足了大家内心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和权利。

我们可以想象，围绕Uber的“战争”仍将继续，不管真实的战争结果如何，传统的出租车服务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消费者眼中其实已经败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