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遭遇逆境但是并不屈服，持续奋斗，这是典型的美国富豪成长历史。

门童成就高盛的故事

西德尼·温伯格生于1891年，兄弟姐妹共十一人。父亲平克斯·温伯格在波兰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艰难维持着酒类批发和私酒贩卖生意。西德尼是个小个子，《纽约客》的撰稿人小艾里·卡恩形容他像“丘比娃娃”，“坐在大班椅上，让人担心他整个人会被吞进去。”他则把自己的姓氏读成“红酒伯格”。（译注：与“温伯格”英语发音相似。）西德尼15岁就辍学了，少年时代，他在往来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汉密尔顿大街轮渡总站，卖晚报时卷入斗殴，背上给人捅了几刀，伤疤至今还在。

据西德尼后来回忆说，16岁那年他闯荡到华尔街，注意寻找“外观耀眼的高层建筑”。他选中了交易广场43号，从大厦的顶楼开始一层层往下走，挨家挨户叩门，问他们“要不要找男孩做事”。那天黄昏，他走到大厦三楼的一家小经纪公司，没有空缺职位。第二天上午，西德尼又去了那家公司，谎称昨天让他来的，还说自己做的是帮忙看门的工作，周薪三美元。那家小经纪公司就是高盛。

查尔斯·艾利斯在新书《高盛帝国》中告诉我们，西德尼·温伯格的崛起不可避免。

最初，他按要求扛着一根旗杆，乘电车去萨克斯家族在上东区的住处。开门的是保罗·萨克斯，高盛创始人的孙子。萨克斯对他颇有了好感，他很快得到提拔，去收发室处理邮件，不久又被重新分配工作。萨克斯派他去布鲁克林区的布朗商业学院学习书写技巧。到了1925年，高盛出钱，为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了个交易席位。两年后，他成为高盛的合伙人。1930年，他做上高级合伙人。此后35年直至1969年去世，西德尼·温伯格让高盛改头换面，由一家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金融界中层合伙公司，一跃变身全球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

穷孩子的奋斗史

由穷变富的故事，是美国人传记的主旋律，多年来，它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19世纪的版本强调弥补不足的重要意义，宣称如果想出人头地，最好从底层做起，在此才能学到成功所需的纪律和动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文·威利在1954年发布的研究专著《白手起家的美国人》中写道：“纽约商人喜欢雇用乡下男孩，他们的理论是，那些男孩比纽约本地人干活更卖力，更坚定、更听话，也更开朗。”安德鲁·卡耐基坚称，“在贫穷这所鞭策人奋发上进的学校里被呵护成长”是一种优势。他本人的奋斗史，就是19世纪白手起家人士的例证。在他看来，“我们这个世界的教师、殉道士、发明家、政治家、诗人甚至掌管各类事务的人，都不是百万富翁的子弟，也非贵族之后，反而都出自寒门。”

如今这种理解已完全颠倒，成功被视为善用社会经济优势，而非弥补不足。社会流动机制（比如奖学金、扶持行为、住房津贴、照顾低收入儿童的启蒙计划）的目的，都是试图把穷人由长期处于局外变为局内人，将他们从看似无助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如今，我们不再从贫穷中汲取养分，而是要摆脱贫穷。埃利斯讲述高盛历史的这本书就是近乎完美的案例，展示了我们认识社会流动机制的渐进过程。埃利斯这本600多页的大作侧重描写现代的高盛——一家象征华尔街黄金时代的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到过去十年银行业大泡沫时期，高盛一直在向华尔街输出具备敏锐洞察力和社会经济知识的精英人才，他们的专业性无可挑剔，编造出极其复杂的交易，攫取了巨额财富。然而，本书开篇用72页记述了西德尼·温伯格的人生，却让人感到他和高盛似乎属于截然不同的时代。大名鼎鼎的高盛创始人，竟然来自一文不名、文化不高、遭人白眼的少数族裔——而他的故事却如此非同寻常，或许只有安德鲁·卡耐基方能参透个中妙处。

众多故事中的另一个

温伯格不是金融天才，他拥有的是社交天赋。在巅峰时期，温伯格同时担任31家公司的董事，每年要安排时间，参加250场委员会议或董事会议。不开会的时候，他与可口可乐的董事长罗拔·伍德夫、金贝尔斯百货商店的创始人伯纳德·金贝尔之类的人，在比特摩尔酒店享受土耳其蒸汽浴。大萧条时期，温伯格效力于政府，担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商务顾问及策划委员会，因其突出的斡旋能力，被罗斯福尊称为政治家。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副主席。由于说服年轻有为的企业高管向战争捐赠财物，被人称作“盗尸者”。（温伯格似乎率先意识到，在战时让年轻有为的企业经理人报名投身公共服务，是战后将他们发展为客户的最可靠途径。）

20世纪50年代中期，福特汽车公司决定上市，这至今仍是全球最大规模的IPO（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一。在这场极其复杂的交易中，两大交易方——福特家族和福特基金会——都不约而同地让温伯格作为自己的代表，他就是“华尔街先生”。五十年前，小艾里·卡恩在《纽约客》上这样介绍温伯格：“作为掌权者身后的推手，他可能是与（美国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最相似的人了，他将后者广为流传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卡恩还写道：

事实上，几乎对于所有位高权重的公司高管，他都可以说，“他是我的私交密友。”……那些想要了解其他企业家的人，会习惯性地求助于温伯格，就像咨询商家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他的许多电话交谈总是以这样的语句作为结束：“谁? ……噢，我当然认识他。关系很铁……他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好的，我会让他给你打电话。”

这种朋友遍天下的交友能力，正是投资银行领导人必备的性格特质。华尔街（特别在20世纪中、早期比较排外的华尔街）做的是熟人生意：你之所以为大陆罐头公司发行股票，是因为你与该公司老总相熟。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建立于社交纽带之上的生意给文化局内人带来了益处。我们认为，当今社会不同于19世纪，贫穷的个人背景不再实用，上述现象便是原因之一；无论你多么努力工作，多么循规蹈矩，都难以逾越出身寒微所带来的社会边缘化效应。想为大陆罐头公司发行股票，就得了解这家公司的老总，而要认识这位老总，成为他在耶鲁大学的同窗就大有用处了。

温伯格没上过耶鲁大学，只读过公立高中，他并不假装是圈内人士，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你必须坦诚相告，”他会说，“我只是一个来自布鲁克林、无知寡言的小子。”20世纪30年代，他在斯卡斯代尔购置了一所不起眼的房子，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乘坐地铁上下班。或许他一度与白宫合作密切，但那是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的白宫，那时，华尔街的保守派没有一个支持新政。谈起自己就读过的公立学校，温伯格如数家珍，好像它是普林斯顿大学一般，他会开玩笑地从当铺买来优等生联谊会钥匙奖章，作为聚会纪念品赠送来宾。他机敏睿智，罗斯福曾想任命他为美国驻苏联大使；他精明干练，在错综复杂的华尔街游刃有余，电话铃声从未停歇。但温伯格尽可能多地提醒同行，他来自道路的另一头。

埃利斯写道，在一次董事会议上，“长时间的演示充斥着枯燥具体的统计数据，一串接一串地读下去。当声音单调乏味的演说人终于停下来喘口气时，温伯格跳了起来，挥舞着文件，做出搞笑的胜利姿势，并喊着‘结束了！’”一则著名的格言中提到，外来移民的最佳生存策略是，“像犹太人一样思考，像英国人一样穿着。”温伯格却是“像英国人一样思考，像犹太人一样穿着。”

这种策略为何奏效呢？这是温伯格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谜题，脱不开卡内基所下的结论：有时，局外人的身份恰恰使你成为绝佳的局内人。例如，不难想象，大陆罐头公司的老总肯定喜欢温伯格毫无背景，如同纽约城的雇主们偏爱乡下小子，而不是城市子弟。那位总裁身边聚集着一大批先在耶鲁读书、然后投身华尔街的人；他清楚，其中一些人擅长于自己所做的事，另一些则仅仅是善于交际，要去芜存菁、沙里淘金确非易事。温伯格在布鲁克林取得了成功，凭借毫不出彩的个人背景，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温伯格的局外人身份也允许他扮演经典的“少数族裔中间人”角色。社会学家认为，帕西人在印度、东亚人在非洲、中国人在东南亚、黎巴嫩人在加勒比海等地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与有生意往来的当地人若即若离。如果你是马来西亚本土人，或是肯尼亚当地人，或者非裔沃茨人，当你想开一间杂货铺时，从一开始就会举步维艰：你有一堆想找工作或想占便宜的亲朋好友。你不能不让邻居赊账，也没法上门讨债，因为他是你的邻居，你的社会关系与商业活动搅在一团。就像人类学家布莱恩·福斯特笔下的泰国商业:

要是遵守传统的社会责任与禁忌的话，商人很难长久经营下去。比如说，如果他在村里土生土长并遵从世俗礼节，就必须依照传统形式，对贫困潦倒的人慷慨解囊。他会很难拒绝赊欠，也无法讨债。面对面市场交易的固有利益冲突将摧毁或至少是限制原有的礼数，而后者则是泰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少数族裔派则没有这些局限。他可以随意将社会关系和商业事宜分开，对赖帐不还和信用糟糕的顾客不留情面，而不必担心自己的直率会带来不利的社会影响。

温伯格以同样方式与商业圈保持距离，而这似乎成为他受高管追捧的很大原因。通用食品公司董事会主席公开承认，“在我所知道的人中，西德尼是唯一一个在董事会议上向我提意见的人，有一次他说，‘我觉得你不是很明智，’不知怎的，这话竟然让我有一种被表扬的感觉。”温伯格能够使他的批评在别人眼里变成一种赞美，体现了他的魅力所在。他之所以可以直言不讳地发表批评意见，这本身就证实了他的社会学地位。如果你是通用食品公司主席在耶鲁的同窗，你就不能说他是蠢材，但如果你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平克斯·温伯格的儿子，这样说就没关系。对话双方如果存在一定的文化差距，讲实话会相对容易些。

这里又有一段埃利斯对温伯格的描述：

被选为GE（即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不久后，应董事会主席菲利普·里德之邀，他在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酒店的宴会上向公司各级领导致辞。在介绍温伯格时里德说……希望温伯格像他一样，觉得GE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里最伟大行业中的领头羊。温伯格站起来，“就主席所说的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他开始说，“而且，我想我甚至也同意您关于电气行业的论述，但说到GE是行业老大，唔，我非歹亲自看上一眼，才能全听您的。”说完他坐下，全场掌声雷动。

在GE，温伯格的不敬受到珍视。二战期间，一位维希政府高级官员、海军上将达尔朗造访白宫。达尔朗是典型的法国军官，专横跋扈、自以为是，据说支持纳粹分子。协议规定，同盟国对达尔朗应以礼相待，所有人都照做了，除了温伯格。局外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说出每个人想说却不能说的话，这样做无疑使他得到满屋子人的钟爱。“离开的时候，”埃利斯写到，“温伯格走到前门，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硬币，递给身穿耀眼制服的将军，说，‘来，孩子，给我叫辆车来。’”

局外人受益于他们的无知，这种观念与我们对于少数族裔的理解相矛盾。“像犹太人一样穿着，像犹太人一样思考，”此话的预设前提是局外人能够更好地掩饰他们的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少数族裔确实可以维护甚至夸大这种差异。伯克利历史学家尤里·斯莱兹肯在2004年出版的《犹太人的世纪》中论述认为，犹太人的进化不符合普遍规律：如果你研究它的形态和结构，就会发现其中不乏审慎和重要的人为干预行为。按斯莱兹肯的话说，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语言，他们的兴趣在于“维持分歧，有意识地保护自身和陌生感。”

同样的，在马来西亚村庄实地考察中，人类学家皮特·戈斯林注意到一位中国老板。

此人已相当适应马来文化，对马来西亚人的各种喜好非常敏感，比如马来西亚人常穿莎笼，讲话轻声细语、彬彬有礼，态度谦逊、和蔼可亲。然而，当收获季节到来、这位老板准备到田间收取农民早已赊欠下的农作物时，他会穿上中式短裤和汗衫，说话也相当粗鲁。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农民说的，“就像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被当作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断绝别人从他身上揩油或赊账的念头。

这是温伯格经常提到公立高中的用意所在吗？埃利斯在书里重复提到温伯格的一则故事，援引自丽萨·安德丽奇在1999年出版的历史书《高盛集团：成功的文化》，而丽萨笔下的故事是从卡恩的人物小传中得到的，据推测，卡恩则是把温伯格及其朋友多年来不断添油加醋的故事记了下来。当你读到这些故事时，很显然，它们只是“故事”：奇闻轶事，出于战略目的。根据埃利斯的描述：

一位朋友谈到，温伯格曾作为贵客出现在J.P.摩根的午宴上的。当时出现了这样的对话：“温伯格先生，我猜你曾在二战服役过？”

“是的，先生。我参加过二战，在海军服役。”

“你在海军里担任什么职位？”

“厨师，二等兵。”摩根乐坏了。

当然，J.P.摩根不可能真地乐坏了，他在1913年已过世，当时一战还未开始，所以也不可能出现在餐桌旁。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温伯格要假装J.P.摩根参加了午宴。而且，尽管温伯格做过一段时间的厨师（由于视力差），但是他很快就被调往美国海军情报局，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负责带队检查使用诺福克港口的全部舰只。不过，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段小小的轶闻也不是真的。

还有另一个故事：

某大型零售业财团继承人曾经在斯卡斯代尔与温伯格共渡一晚，很早就回房间了。当温伯格和妻子（他们只有一位佣人，是厨子）清洗烟灰缸、收起玻璃杯后，发现客人将西装和鞋子放在卧室门外。作为消遣，温伯格拿起西装和鞋子下到厨房，清理了鞋子，刷洗了西装，再把它们放回去。第二天客人要离开时，拿出五美元让温伯格转交给男管家，感谢后者细心的照料。温伯格郑重地谢过客人，把钱放进口袋。

设想一下：我们姑且相信零售商继承人在温伯格位于斯卡斯代尔的简朴住处吃过晚饭，而且从没见过男管家，甚至在早晨也未见到。尽管如此，他仍然深信这座房子里有一位男管家。难道他以为男管家一直躲在壁橱里吗？没关系。这只是众多故事中的另一个而已，温伯格想讲给大家听，大家也想听。

如果想建一个帝国，就用上所有资源

大家认可的一件事是：充当局外人，在战略意义上是有价值的。然而安德鲁·卡内基看得更远。他认为，相比富有，贫穷更能使人成功。从根本上说，弥补不足比利用优势更有用，也更有发展潜力。

这种观点既耳熟能详又匪夷所思。考虑一个奇怪的事实，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严重的学习障碍。金考连锁店的创办人保罗·奥法里的学习成绩是D，留过两级，被四所学校开除过，以班级最后一名的成绩毕业。“小学三年级时，我会读的单词只有‘the’这个词，”他说， “我常常借助一个接一个的‘the’来跟上大家的阅读进度。”维珍帝国创始人、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对阅读和写作深感头痛，15岁就辍学了。“我经常是班上最后一名，”他说。约翰·钱伯斯将位于硅谷的思科发展成为资产上千亿的大企业，然而他本人有邮件阅读障碍。移动电话业的先驱之一雷格·麦考及嘉信理财公司创办人查尔斯·施瓦布都有阅读障碍。最近，商业学校教授朱莉·洛根对一群美国小企业主做过调查，发现35%的人自称有阅读障碍。

这个统计结果惊人，因为阅读障碍将影响我们在现代世界里生存的核心技能。看来施瓦布、奥法里、钱伯斯和布兰森已经弥补了自身缺陷，在卡内基看来，穷人同样也可以脱贫致富。因为存在阅读和写作障碍，他们不得不迫使自己形成口头沟通和解决问题的高超技巧。因为必须依靠他人帮自己处理书写问题，所以他们更擅于授权。英国一项研究发现，80%有阅读障碍的企业家曾在高中的各种体育项目中担任队长，而没有阅读障碍的企业家中，这个比例仅占20%。他们通过培养高超的社交能力来弥补学习上的缺陷。进入社会后，这些当时只为弥补不足的技巧将为他们带来了良好的开端。“我小时候缺乏自信，”奥法里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好事。如果生活里有一系列困难，那你就必须自己找到解决之道。”

毫无疑问，拿施瓦布和奥法里等人的缺陷说事、让他们代表残疾人，这种提议让人觉得别扭。虽然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没有人傻到希望自己的孩子患上阅读障碍症。如果大部分企业家都有阅读障碍，那么，监狱早就人满为患了。从进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似乎难以接受弥补不足的制度。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那个自吹每天早上赤脚步行7英里上学的人，如今乐呵呵地开着跑车载孙子穿过10个街区。我们深信，在孩子们的成功道路上，最靠谱的方法是让他们体验最优质的教育：“最好”的学校、最优秀的教师、最小的教室、最炫目的设备，以及艺术室里最丰富色彩的各式颜料盒。不过，你只需要看一眼一些国家的小学生，尽管他们的教室更大、学校更破、预算更少，但人家学生的成绩却超过了美国同龄人，我们满腹疑团：我们全面推行的扬长避短是否并不比卡耐基积极倡导的取长补短更加简单。

在卡恩的人物小传里，讲到温伯格参加过一次总裁静修，活动由阿威睿儿·哈瑞曼组织。卡恩写道，那是在太阳谷的哈瑞曼滑雪胜地，此前，温伯格从未滑过雪。

几家集团公司总裁凑了25美元跟温伯格打赌，赌他越不过那条最陡最长的斜坡。温伯格此时已年近50，但还是接受了挑战。“我联络到一个叫福瑞兹还是叫福瑞斯什么的教练，上了半小时课，”他说，“然后坐车到山顶，花了半天时间滑下来，到达终点时滑雪板仅剩下一个。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不过，我赢了这个赌局。”

在这里，美国大公司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英们远离尘嚣，享受田园生活，这个布鲁克林来的小个子犹太人不得不接受些许寄宿学校式的痛苦。（埃利斯在一篇文章中提醒人们，在温伯格世界中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制造业信托公司是一家业绩卓著的犹太公司，但在大萧条时期，他们不得不同意让一位非犹太人出任总裁，以便获得银行联合体的救助。）不过，这篇故事也有可能是要突显一个布鲁克林小子的决心：如果输给了那些傻笑的总裁，他就会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温伯格以第一种方式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妻子，再以第二种方式讲给巴尔的摩桑拿房里的朋友们听。第二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时，他可能会想到，有时候当众受辱是一大良机，让你可以在潜在客户面前大显身手，那就为了他们滑下山吧。

20年后，温伯格获得了最大成功，主持福特汽车公司的IPO项目，当然，那家公司是由可恶的反犹太主义者亨利·福特创立的。这笔商业刺痛了温伯格的良心吗？也许是吧。但他可能意识到，犹太人控制了所有银行，产生这种现象的前提不言自明——犹太人确实是优秀的银行家。第一种方式是令人郁闷的老生常谈；第二种方式是，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可以利用它赢得一些客户。如果你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帝国，就得用上所有资源。

极少有人长胜不败

1918 年，由于对自由债券存有争议，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之一亨利·戈德曼退出公司。戈德曼是亲德派，反对协助盟军作战。（这位亨利·戈德曼后来给十二岁的耶胡迪·梅纽因买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牌小提琴，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买了一艘游艇。）瓦尔特和阿瑟·萨克斯兄弟为寻找新的合伙人而精疲力尽。最终他们选中了阿瑟·萨克斯的密友瓦迪尔·卡钦斯，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年轻人，曾在华尔街顶级律师事务所沙利文&克伦威尔供职。他有行业经验，重组过公司，“最重要的是，”埃利斯告诉我们，“卡钦斯是华尔街最有才、最迷人帅气、受过良好教育，最上进的人之一。”

卡钦斯的大胆想法是建立一家庞大的投资信托公司，称之为高盛交易公司。信托公司是今天对冲基金公司的先驱者，他们大举借债，购买企业集团的控股权。该基金原本打算拥有注册资金2500万美金，但后来卡钦斯主持工作，正值20世纪20年代市场一片繁荣，资金翻番至5000万美元、再翻一番至一亿美元，之后高盛与另一家基金公司合并，增设了两家附属信托公司，到GSTC（即高盛交易公司）成立时，总控制资产达10亿美元。

“1929年夏，瓦尔特和阿瑟·萨奇斯正在欧洲旅行，” 埃利斯写道。 “在意大利他们获悉卡钦斯自己在做交易，瓦尔特·萨奇斯有点担心。在返回纽约途中，他直奔普拉砸酒店卡钦斯的公寓，让后者多加小心。但卡钦斯仍然处于牛市的兴奋情绪下，对此无动于衷。“瓦尔特，你缺乏想象力，”他说。

随后股市崩盘。GSTC的股票已每股高达26美元跌至1.75美元。高盛的资本荡然无存。诉讼应接不暇，直到1968 年最后一起案件仍未终结。艾迪·康托尔是日间剧最受欢迎的戏剧家之一，也是牢骚满腹的GSTC投资人。他把受人尊敬的高盛公司变成一句妙语：“他们告诉我要为晚年购买股票……一切完美无缺。六个月内我觉得自己像个老人!” 卡钦斯被赶下台。“极少有人长胜不败，”瓦尔特·萨奇斯得出了结论。“他不是其中之一。”特权没能帮卡钦斯未雨绸缪。接着，萨奇斯兄弟让一个毫无特权的人取代了卡钦斯的位置，也许现在我们可以为那个决定的睿智点个赞。华尔街需要少一些瓦迪尔·卡钦斯，多一些西德尼·温伯格。

译者：斯眉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