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是一种货币政策，主要指各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银行金融资产等做法。

量化宽松直接导致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可视为变相“印钞”。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可降低利息，而低息环境又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融资环境，因此美国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多轮量化宽松借此刺激经济发展。

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後，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货币的干预方式。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工具。比较央行在公开市场中对短期政府债券所进行的日常交易，量化宽松政策所涉及的政府债券，不仅金额要庞大许多，而且周期也较长。

在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一般通过购买市场的短期证券对利率进行微调，从而将利率调节至既定目标利率；而量化宽松则不然，其调控目标即锁定为长期的低利率，各国央行持续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即量化宽松下，中央银行对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并非是微调，而是开了一剂猛药。

从美联储实施QE以来，美联储扭转经济颓势的思路的本质是通过短时间内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构成“财富溢出效益”，进而期望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美国经济的最终复苏。

但是其实质还是走消费提振经济的老路，这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的“再工业化”的夯实美国实体经济的改革思路是不符合的，说到底就是将美国经济从进一步恶化边缘拉回来的一种临时举措而已。当然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说，由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美联储能够做到如今的程度已经非常不易。但是如果实体经济的基础得不到修复和发展，即使未来失业率达到美联储的目标，也只能是下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所做的铺垫。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在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着眼于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启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促进出口扩大、推进“再工业化”、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等一系列措施。

因为美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问题是其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并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美国此前的过度依赖消费增长模式导致了个人债务迅速膨胀、贸易失衡特别是进口剧增等问题，同时消费者大幅增加的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

随之产生的经济特点就是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容易形成泡沫，扰乱金融秩序，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从QE推出以来，虽然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好坏不一，但是有两条主线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房产市场的一路复苏和就业市场的迟迟不见起色，这恰恰是“财富溢出效益”带来的短期消费复苏和“再工业化”未见效果的最好体现。[3] 

央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放松银根：改变货币价格（即利率）或改变货币数量。多年以来，正统的货币政策一直以一个政策杠杆为中心。然而，随着通胀率回落、短期实际利率逼近零点，从原则上说，央行可以后一种方式、即数量杠杆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

影响经济活动的是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如果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那么即使名义利率为零，实际利率也会保持正值。2000年日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名义利率已降至零点，但在实际利率为正值的情况下，低迷的货币需求仍不足以令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流动性陷阱”。

央行放松银根的非常规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央行可以通过与外界沟通或量化宽松等方式，培养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事实上，2001年3月－2006年3月，日本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再如，2003年8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公报中称“适应性政策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也是此类放松银根承诺的事例。

第二，央行可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左右通胀预期。

第三，央行可以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如果投资者将不同资产视为非完全替代品，央行买进特定资产的操作就会对资产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就此而言，最好的例子就是长期美国国债。

从理论上说，美联储可以大规模买进美国国债，以抑制收益率上升；日本央行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就曾进行这种操作。上述三种量化宽松的方式虽然概念不同，但在操作上可以相互替代。

以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为例，其政策实施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 

零利率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的起点，往往都是利率的大幅下降。利率工具失效时，央行才会考虑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调节经济。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隔夜拆借利率由5.25%降至0%到0.25%之间。

补充流动性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期间，美联储以“最后的贷款人”的身份救市。收购一些公司的部分不良资产、推出一系列信贷工具，防止国内外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出现过分严重的流动性短缺。美联储在这一阶段，将补充流动性（其实就是注入货币）的对象，从传统的商业银行扩展到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主动释放流动性

2008年到2009年，美联储决定购买3000亿的美元长期国债、收购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这一阶段，美联储开始直接干预市场，直接出资支持陷入困境的公司；直接充当中介，面向市场直接释放流动性。

引导市场长期利率下降

2009年，美国的金融机构渐渐稳定，美联储渐渐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试图通过这种操作，引导市场降低长期的利率，减轻负债人的利息负担。到这一阶段，美联储渐渐从台前回到幕后，通过量化宽松为社会的经济提供资金。[2] 

QE1的内容

2008年11月25日，联储首次公布将购买机构债和MBS，标志着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2010年4月28日，联储的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正式结束。QE1将购买政府支持企业（简称GSE）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2009年3月18日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09年 的采购额最高增至1.25万亿美元，机构债的采购额最高增至2000亿美元。此外，为促进私有信贷市场状况的改善，联储还决定在未来六个月中最高再购买3000亿美元的较长期国债证券。美联 储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执行期间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

QE1的主体上是用于购买国家担保的问题金融资产，重建金融机构信用，向信贷市场注入流动性，用意在于稳定信贷市场。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的目的仅仅在于“稳定”市场，而不是“刺激 ”经济，这与中国央行的量化宽松大相径庭。显然，美联储无意于越俎代庖，行使行政职能。美联储的数量控制和成本控制精确到位。尤为令人称奇的是，美联储竟然在全球范围保持了美元 货币总量与对应商品总量的动态平衡。

QE2的内容

美联储2010年11月4日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计划在2011年第二季度以前进一步收购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美国国债。QE2宽松计划于2011年6月结束，购买的仅仅是美国国债。QE2的 内涵是美国国债，实际上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同时，美联储再通过向其它国家“出售”国债，套现还原成美元现金，增加了储备的规模（准备金大幅度增加 ），为解决未来的财政危机准备了弹药。

就本质而言，QE2迥异于QE1。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提供流动性，而在于为政府分忧解难。美联储不容易啊！一手拉扯金融机构；一手拉扯美国政府。巧妙的是，在为政府分忧解难的同时，美联 储间接扩充了准备金规模。需要警觉的是，美联储购买的美国国债大部分被中国政府吸纳，美联储反而在扩张准备金规模。

QE3的内容

北京时间2012年9月14日凌晨消息，美联储麾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后宣布，0-0.25%超低利率的维持期限将延长到2015年中，将从15日开始推出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 （QE3），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现有扭曲操作（OT）等维持不变。

内容是在2012年6月底以前买入4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在6年到30年之间；同时出售等 量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为3年或以下，随后这项计划在今年6月份被延长到年底。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于2012年9月13日指令纽约联储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台以每月400亿美元的 额度购买更多机构抵押支持证券（MBS）。FOMC还指令公开市场操作台在年底前继续实施6月份宣布的计划，即延长所持有证券的到期期限，并把到期证券回笼资金继续用于购买机构MBS。FOMC强 调，这些操作将在年底前使委员会所持有长期证券持仓量每月增加850亿美元，将给长期利率带来向下压力，对抵押贷款市场构成支撑，并有助于总体金融市场环境更加宽松。

QE4的内容

2012年12月13日凌晨，美联储宣布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加上QE3每月400亿美元的的宽松额度，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达到850亿美元。除了量化宽松的猛药之外，美联储保持了零利率的政策，把利率保持在0到0.25%的极低水平。[3] 

2008年美国

2008年9月，美联储开始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联储采取量化宽松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买进市场上的证券，以图“启动”银行体系；二是承担私人部门所不愿承担的一部分金融中介职能。在日本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2001年3月－2006年3月间，其资产负债表对该国GDP的比率由13%左右升至22%左右。

由于美日两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差异，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远小于日本央行——本次危机前，前者的资产负债表对美国GDP的比率仅为6%左右。到10月份，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大到美国GDP的8%以上，比危机前增长了35%。

要正确地估价联储“印钞”对通胀的影响，关键在于观察广义货币总量的变化，以及“货币乘数”的变化。

美国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走势之所以出现严重背离，原因自然在于“货币乘数”的急剧下降。而货币乘数暴跌又反映出，自危机发生以来，美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承担资本中介功能的能力和意愿都大为萎缩。当前美国货币乘数下降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日本：日本方面，货币乘数由资产负债表的10倍左右降至最低点的6.5倍左右，降幅为35%；而在美国，仅仅过去2个月之中，货币乘数就从9以上降至7左右，降幅已达22%。

全球四大央行自2008年以来已注入6万亿美元流动性，但似乎笃定还有很多年要继续大开印钞机,而曾经极具独立性的央行与政府间的关系可能随之改变。在又一波欧元区金融和银行业压力浪潮以及美国聘雇停滞後,富裕经济体在债务泥沼中越陷越深，每个人都将目光重新投向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待它们再度力挽狂澜。

可以肯定的是，量化宽松措施将再度重回"四大央行"即将召开的政策会议讨论范围。四年来"四大央行"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主要从本国银行手中购买公债的方式,增加了大量的货币供给。迄今为止的电子货币创造--不管是美国、英国直接通过购买公债创设的，还是欧洲央行通过廉价长期贷款所创设的--甚至还不能补上商业银行整顿自身资产、缩减贷款规模所留下的缺口。"这几乎像是投资者认为不论怎样量化宽松都会到来。"美银美林的Gary Baker说。

美银美林对260位基金经理进行的最新月度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预计欧洲央行10月前将再度进行流动性操作。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预计同时期内美联储将再度注入流动性。

2012年日本

日本央行已在2012年又一次加大了资产购买规模，而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温和派委员普森周一表示，英国央行应该不只是购买更多公债，也应瞄准小企业贷款。[4] 

在2001年到2006年间，为了应对国内经济的持续下滑与投资衰退，日本央行在利率极低的情况下，通过大量持续购买公债以及长期债券的方式，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使利率始终维持在近于零的水平。通过对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迫使银行在较低的贷款利率下对外放贷，进而增加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促进投资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与正常情况下央行的利率杠杆调控完全不同。

很多学者认为，正是日本央行在当时果断的采取了量化宽松这种主动增加货币供给的措施，才使日本经济在2006年得以复苏。从此“量化宽松”作为中央银行遏制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复苏的手段备受关注。

2013年美国

美联储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金价波动。2013年9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维持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暂时不削减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规模，这一出乎意料的决议使得金价大幅上扬。但美联储官员布拉德随后称，10月可能缩减QE，这一表态又使得黄金和白银价格同时重挫。

美联储前日表态称，还需进一步观察美国经济的表现，在美国就业市场大幅改善之前，美联储将维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美联储发表声明指出，自7月份以来，美国经济延续温和增长态势，就业市场有改善迹象，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居民消费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回暖，楼市复苏势头巩固，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但是近期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继续上涨，美国财政政策拖累经济增长。

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次会议开始削减QE规模。出乎意料的美联储决议使得金价大幅上扬。这一决定公布后，纽约金价9月19日收盘大幅上涨4.7%，创下自9月9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但随后，美联储官员布拉德昨日称，QE不缩减的决定是“勉强做出的”，美联储取决于经济数据，10月可能缩减QE。针对这一消息，纽约黄金期货价格9月20日收盘下跌2.7%，报每盎司1332.50美元，白银则更是重挫6.4%至21.80美元。黄金本周的交易中则上涨了1.8%。[5] 

[6] 这一在当前几乎普及全球的非常规政策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通货紧缩预期的恶化，但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或将给后期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风险。

第一种情况，如果量化宽松政策能成功生效，增加信贷供应，避免通货紧缩，经济恢复健康增长，那么一般而言股票将跑赢债券。

第二种情况，假如量化宽松政策施行过当，导致货币供应过多，通货膨胀重现，那么黄金、商品及房地产等实质资产可能将表现较佳。

第三种情况，如果量化宽松政策未能产生效果，经济陷入通缩，那么传统式的政府债券以及其他固定收益类工具将较为吸引。

量化宽松极有可能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央行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不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恢复，货币乘数可能很快上升，已经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流动性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将直线飙升，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将构成大问题。

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降低了银行的借贷成本，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现在全球同此凉热，各国政府都在实行超低利率，其本意是希望经济迅速复苏。但结果事与愿违，那些本该进入实体经济的量化宽松货币，在有些国家却流入了股市，比如美国，在经济基本面根本没有利好的情况下，股市却扶摇直上，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一度冲破11000点，10月18日创下11143.69的高点。

中国应对全球量化宽松的措施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表示，应对新一轮的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的政策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积极对冲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基础货币供给的冲击，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稳定。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会刺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国内，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内的货币条件。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稳定是预防新一轮价格上涨的核心保障。考虑到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举足轻重的影响地位，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稳定同时也有利于预防进口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其次，利用减税、放松市场准入等措施，降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供给面带来的负面冲击。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会进一步恶化国内企业生存条件，需要为企业减负。最好的手段是兼顾长短期利益的减税、放松市场准入等措施。

再次，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空间。如果面临新一轮的短期资本流入冲击，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会起到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通过汇率自身的波动削弱投机资本的继续流入；二是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最后，呼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呼吁储备货币发行国考虑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加强货币纪律。

当然，要想彻底改变中国货币政策受制于人的状况，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各级政府尤其应注意进口替代型产业的发展，诸如替代型能源、机械产品等，扩大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尽快建立起能源储备机制。

同时，最重要的是发展国内相关产业，从而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风险，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特别要增加农业投入，加大对于农业生产的补贴，努力增加粮油肉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强化市场监管，缓解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压力。

此外，中国应推动中欧经济合作,同时加强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协调,要求美日控制美元贬值速度。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虽然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但也受到美国“四次量化宽松”的冲击,通胀和热钱压力很大。如果这些国家能联手合作,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所受的压力, 另一方面可对美日推动的贬值政策形成牵制,避免货币战争恶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