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延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是在生产技术、劳动效率和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质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扩大生产场所来扩大生产规模。

外延扩大再生产是在生产技术和资本有机构成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追加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数量，以扩大生产能力或新增工程效益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是通过单纯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实现生产规模扩大的。增加生产要素数量的多少取决于社会的资源总量，而社会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当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给那些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经济效益好和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时，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否则只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资源浪费。

在中国主要通过基本建设投资来实现，包括：①为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新建项目；②为扩大生产能力或新增效益而增建分厂、主要生产车间、矿井、铁路干支复线、码头泊位等扩建项目；③为改变生产力布局而进行的全厂性迁建项目。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国民收入数量的大小及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所占的比重。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在地域上表现为新工业企业的出现或原有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带来地区工业布局的明显改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章中，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他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 ^[1]又说：“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2]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分析大秦铁路扩能改造后属于外延的还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需要对这二者的划分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当前，对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的划分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是否有积累的增加作为划分外延和内含的标志；由积累引起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非积累因素引起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内含的扩大的再生产。实质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并不一定要增加积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也不能说完全不要积累。马克思在论述固定资产的更新可以扩大再生产进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3]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是否增加劳动量作为划分外延和内含的标志。因增加劳动量引起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实际上除了这个标志外，还有其它的标志。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所研究的扩大再生产，就属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但他是抽象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单纯从有无资本积累来研究再生产的。马克思还说过：“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 ^[4]。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是否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作为划分外延和内含的标志，因生产资料数量增加引起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引起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这也是不全面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可以在生产资料不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劳动量来扩大生产规模，内含扩大再生产可以在生产资料效率未提高，而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扩大。马克思说过：“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5]

因此，通过仔细阅读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上面三种观点从三个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区别，但均不全面。实际上，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应该是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即通过增加积累、增加劳动量、增加生产资料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其中有一个因素扩大了，就是外延的扩大。所谓内含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即通过提高资本（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其中有一个因素效率提高，这就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仅仅强调其中一个因素是唯一区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标志都是片面的。

从案例论述中可以看出，大秦铁路在扩能改造的过程中，即有增量资本的投入，又有生产场所的扩大，即有劳动量的增量投入，又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它的扩大再生产即是内含的，又是外延的。其实，外延扩大和内含扩大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在外延中有内含，在内含中有外延。在分析问题时应注意，不能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区分绝对化。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其中生产场所扩大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生产资料则包括土地、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要提高生产资料效率，就必须有素质更高的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来研发、掌握和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内涵扩大再生产就是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在不增加乃至减少消耗的同时增加财富的产出。

一般来说，外延扩大再生产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只有当外延扩大再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从内涵方面扩大再生产。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出路。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外延扩大再生产具有历史必然性；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经济规模充分扩张，资源约束日益严重，就必须转向内涵扩大再生产。在现实中，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通常结合在一起，其中某一种方式可以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外延扩大再生产，也有内涵扩大再生产，总体上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提出并反复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还没有完全走上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据计算，1978—2002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3%，其中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贡献占68%，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贡献仅占32%。1980—2004年，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大约增长了6倍，而钢、铜、铝和煤的消耗分别增长了 8.8倍、4.7倍、16.5倍和2.2倍，土地、矿产和水等资源的扩大消耗潜力已经基本耗尽，有些资源还出现过度消耗和透支现象。

我国经济发展所以长期未能走上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是因为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技术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因素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已基本耗尽，今后发展的出路是内涵扩大再生产。为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传统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对生产资料中的原材料实行一次性或单一利用，造成浪费和污染。在不改变资源一次性利用方式的条件下提高效率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必须尽可能实现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应当把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作为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