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谢芸子

编辑 | 徐昙

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商业史上，宗庆后算是一位传奇人物：校办工厂起家、收购杭罐厂、达娃之争、三次问鼎中国首富。而与很多实体经济企业家一样，宗庆后敢说，也时常语出惊人。

最近一次宗庆后让人颇为关注的言论，是在2018年9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中，对于降低个税的呼吁。

宗庆后认为，“政府要过紧日子，税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少征点税，多分给老百姓一点，让老百姓消费，表面看来国家税收可能有点减少，但实际上是税基扩大了，税收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增加。”

在他看来，中国市场既不缺乏供给，也不缺少需求，如果能够有效激活国内市场需求，则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供需平衡。而这恰恰也是因为他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激发了生产力。他说还要再干20年，把娃哈哈建成百年老店。

用一场并购

达成民企国企平等发展共识

宗庆后是家里的长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就下乡到了舟山的马目农场，数年后又转战到绍兴茶场，在农村一待就是15年。重返杭州后，宗庆后顶替母亲的名额在小学校工厂做起了推销员。或许是为了弥补蹉跎的青春岁月，1987年，宗庆后开始在校办厂“内部创业”。

1989年，宗庆后成立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并成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款产品——儿童营养液。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一经上市便受到热捧，宗庆后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1991年，宗庆后决定扩大生产、建造厂房，同时杭州市委希望娃哈哈能够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以下简称杭罐厂）。

杭罐厂是当时较大的国有食品企业，拥有一百多亩地、6万多平米的厂房和两千多名员工。宗庆后决定兼并杭罐厂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杭罐厂员工无法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国营大厂要被一个小的校办厂兼并，甚至有人组织“护厂队”和“生产自救委员会”，而娃哈哈本来的员工也担心会被杭罐厂拖累。

但经过宗庆后的层层沟通与保证，所有员工终于形成了一致的理念。

“我当时主要说了三件事情”，宗庆后告诉《中国企业家》，“第一是谁大谁小的问题。尽管杭罐厂人数众多，但是没有好的产品也没有好销路，又负债累累，能力弱市场小。第二是兼并后，保证员工的收入会提高。只要肯努力，我保证对两边的员工做到一视同仁。第三则是对杭罐厂原有的干部做出保证，兼并后他们的职务不变。听了这三条，所有人都很高兴，就都鼓掌通过了娃哈哈兼并杭罐厂的决定。”

但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不认同的声音。

“1991年兼并的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发表南巡讲话，当时很多人说我们是瓦解国有经济、资本主义复辟，但我们认准了就是要坚定地搞下去，娃哈哈也得到了当时省市主要领导的肯定。最后我干脆地表态，直接花了8000多万的代价全盘接收了杭罐厂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决定将杭罐厂所有在职和退休员工全部接收过来。”宗庆后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

虽然娃哈哈兼并杭罐厂的代价比较巨大，但仅三个月后，宗庆后就使得杭罐厂扭亏为盈，而兼并杭罐厂也成为了娃哈哈实现规模经营的关键节点。这也是民企国企在改革时代共同经历的历史节点。

宗庆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娃哈哈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其30多年的发展史既有时代大势的助推，也有个人奋斗的成果。

过去一段时间，“国进民退”的说法甚嚣尘上，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企业融资难并非融资总量的问题，而是融资结构的问题，要改变的不是去杠杆而是“国进民退”。宗庆后也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的财富属于国家也属于社会，而这或许就是《中国企业家》杂志所提倡的“改革共同体”的概念。

但在宗庆后看来，他这一代的企业和企业家无疑是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给了我创业的机会和平台，能够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荣幸”。

在冲突中

建立核心竞争力

镜头再推回90年代，在兼并杭罐厂之后，1994年，娃哈哈又迎来另一个重要节点，为解决坏账、三角债务等问题，宗庆后推出联销体制度，对经销商进行严格的把控与分级，并要求先打款、后提货。

联销体从本质上解决厂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在更多人看来，该制度也奠定了娃哈哈庞大的营销网络。而宗庆后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与近8000家经销商签订了联销体协议，一件新品只需要一周时间就可以出现在偏远山村的店铺。

2013年，娃哈哈曾创下783亿元营收的最高纪录，而宗庆后更是三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首位。可以说，宗庆后是最了解中国渠道属性的企业家之一。

然而在娃哈哈通过联销体迅速成长之后，宗庆后将目光更多投向了世界，他希望能够借助全球顶尖企业的力量让娃哈哈更上一层楼。

1996年2月，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香港百富勤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其中，娃哈哈持股49%，达能持股35.7%，其余股份归属香港投行百富勤。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百富勤破产，便把所持股合资公司的股份转卖给了达能，达能也因此变成了娃哈哈合资公司的最大股东。

因为效益年年增长，娃哈哈与达能也有过蜜月期，但是由于达能并不了解中国市场，娃哈哈与达能在“代加工厂”上产生争议。

“由于符合我们产量和质量要求的代加工厂根本找不到，为了保住市场，我们干部员工自己集资筹建了一批工厂，为合资公司加工产品，同时也分摊销售费用。这些都是在达能派驻的财务总监眼皮子底下公开的，而且达能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年给达能的审计备忘录里面也明确列出了这些非合资公司，达能也从未提出过异议。”

另一方面，达能在与娃哈哈合资之后，又大量投资甚至控股乐百氏、光明等娃哈哈的主要竞争对手。事态在2005年变得极度不愉快，彼时，达能新派来的董事长范易谋要求娃哈哈集团将“娃哈哈”商标彻底转让给合资公司，并由于2006年，达能控股的乐百氏等连年亏损，却要求乐百氏以低价对娃哈哈非合资公司进行收购。宗庆后开始接到来自“全世界”的仲裁与诉讼。

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宗庆后自学法律，组织了庞大的应诉团。2008年7月，宗庆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仲裁庭驳回了达能试图清理非合资企业的请求。而在全球各地的其他诉讼，宗庆后也取得了最终胜利。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据媒体报道，光是诉讼费，娃哈哈就花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

2009年9月30日，在两国政府协调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友好和解，达能决定出售娃哈哈合资集团所有股份，至此，“达娃之争”宣告结束。曾有媒体评论，“达娃之争”是改革开放40年来影响最大的国际商战，而从始至终，宗庆后的态度强硬，并获得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理解。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已确认出席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他会在领袖年会的舞台上带来什么样的正能量，值得期待。

路漫漫，仍未歇

娃哈哈曾是潜在的市值王，但时代也在发生变化。自2015年之后，娃哈哈的销售业绩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2017年，娃哈哈的营收仅为464亿元，这近乎是娃哈哈最高纪录——2013年783亿元营收的一半。

而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宗庆后也在推动娃哈哈改变：重新进军保健品行业、与拼多多合作、试水社交零售。甚至对于上市，宗庆后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并公开表示：“上市以后能加快企业发展，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考虑。”

娃哈哈产品的理念也正在从“安全”转向“健康”，推出一些保健产品。也在寻找机会进军高新技术产业，但宗庆后也说我们很谨慎，要充分考虑，不能把主业拖垮。”

“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

这是宗庆后2018年5月在《朗读者》节目中朗诵的季羡林作品《八十抒怀》中的一句。

而与那个年代的绝大部分企业家一样，宗庆后最烂熟于心的其实是“毛选”，在最早接受《朗读者》节目录制邀请之初，宗庆后的首选是《沁园春·雪》，但因为这首词太短，才换成了《八十抒怀》。

然而如今再看，娃哈哈的现状或与诗中有所契合。一场温和的革命或许正在内部悄然发生。

而数十年来，宗庆后始终坚持初心与理念，他反对互联网大规模烧钱买流量，扰乱实体经济的市场价格，认为是把实体经济辛苦的成果贱卖。他始终以实业为本，31年不负债、没发行过任何债券，娃哈哈也始终没有过一分钱的银行贷款。而在宗庆后看来，这样做实业才会更稳健。

当然，73岁的宗庆后已经意识到对接班人与中层的培养，然而他依然坚持“每天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宗庆后想要继续前行，正如他在《朗读者》中所说：“只要有可能，还是一定要做一些对国家、对别人有益的事。”纵使“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