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徐文玉 80岁

简介:1950年任乡文书,参加过两期土地改革;1951年抗美援朝参军,历任战士、速成识字教员、文书等职。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之后一直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至1992年退休。在任期间先后担任教学秘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

徐文玉坚持用电脑创作

徐文玉,安大中文系老教授,已有80岁高龄,但身体非常硬朗,思维活跃,现在依然每天坚持在电脑前创作。日前,在他合肥太阳岛花园小区的家里,记者有幸听老教授讲述了安大中文系创办之初的那些艰难岁月。

初到安大—— 洗脸水里还有小虫子

徐文玉是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大任教的。至今徐老还记得当时初到安大上班时的情景。

“9月5日,我怀揣报到证,背着行李,到安徽大学报到,上午9时许从上海出发,到合肥已是晚上9点。车站前的一条马路,叫胜利路,一打听,安徽大学在西郊,没有直通的公共汽车,3路车到安大,但不是趟趟都到安大,而是隔一趟或两趟去一次,晚上根本就没有车。于是,我便在车站一家旅社住了一夜。”徐文玉说。

第二天,徐文玉才到安徽大学报到。

在学校安排住下后,徐文玉和同宿舍的室友端起脸盆去厨房洗脸。扭开自来水龙头,一股泥腥味扑鼻而来,连忙关好龙头,端到亮光处察看,发现水很混浊,而且有一种小虫在脸盆里翻着跟头,好恶心,根本不能洗脸,结果脸没洗,就上食堂吃晚饭了。

原来学校刚建,还没有来得及安装自来水,除了食堂用井水外,其他用水都是用抽水机从泥塘里抽上来的土“自来水”。因久旱未雨,塘水将涸,所以抽上来的水不仅混浊,而且有小虫子,加上天气炎热泥腥味就更重了。

徐教授说,泥塘也就是现在西园新村的那口景观塘。

师资奇缺—— 很多课程都没老师教

第二天,也就是到安徽大学的第三天,徐文玉就正式上班了。

“这天是星期三,上午,我到教学大楼东一楼中文系报到。系里没有主任,由总支书记全盘负责。书记向我介绍了系里的情况之后,问我想教什么课,我说我希望教文艺理论。书记说,文艺理论已经有人教了,现在缺外国文学教师,希望我来担任。”因为在大学徐文玉学的是俄语,因此他建议教俄罗斯与苏维埃文学部分,西欧文学部分请学英语的老师担任。

“书记要我春节后就开课,还要我兼任系的教学秘书,负责检查、了解全系各个课程的教学情况,定期向学校汇报。这哪是教学秘书的工作,这分明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的任务。”徐文玉回忆道。

当时安大中文系只有一个班,学生也就40多人。教师的力量更是奇缺。全系教职工总共才20多人,一个综合教研室,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写作、现代汉语等,一共才18名教师,其中老教师只两个,一个是上海复旦调来的,一个是从中学调上来的,是本地人,担任教研室主任。两个老教师都是教古典文学的,古汉语没有教师,现代文学有教师,但都和徐文玉一样,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独立开课,教文艺理论的老师,是从安徽干部学校调来的,是华师大58届毕业生,他已开始讲课,其余课程如古汉语、现代文学、现代汉语等,都是请合肥师院的老师教的。号称中文系,还不如老大学的一个教研室。

困难岁月—— 难熬的饥饿与浮肿

到安徽大学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徐文玉最难忘的是饥饿和浮肿。徐文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事。”

徐文玉离开上海时,体重是124斤,在华师大吃饭不定量,放开肚子吃,早餐豆浆、油条、稀饭随便吃,中餐和晚餐都有荤菜,鸡鱼肉蛋轮流吃,直到毕业都是如此。然而,到了安徽后,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首先,每月定量供应,第一个月是30斤,虽然三餐都有饥饿感,但还勉强过得过去。第二个月降为28斤。

徐文玉瘦得不成样子,不到四个月体重轻了20斤。一个星期天,徐文玉上照相馆拍照,取照片时都不认得自己,脸瘦得都变样了。“我对服务员说,这不是我的。服务员说,‘怎么不是你的,你对照一下取照片的单子,相袋上面的号码和取片单上的号码,你再看看相片上围巾,和你脖子围的不都是一样的?是你,没错。是你自己瘦了。’再仔细看,确实是我的。回来后,我特地在自己照片背面写了两句话:‘何其瘦也,自不敢认也。’”这张照片至今徐文玉还保存着。

在徐文玉眼里,现在的西园新村一带也就是当年安大的“西伯利亚”。徐文玉回忆说,当时西园新村一带全是荒地,每个系都分点地,自己种菜。安大还有自己的养猪场,养猪场的地址就在合作化路以西,原“光明小学”(现已被撤除)一带。现在的文科西楼、图书馆一片是安大的砖瓦场。1961年下半年,养猪场、砖瓦厂等就撤掉了。“猪也养不好,砖也烧不好,不撤怎么办?”徐文玉笑着说。

1962年,学校为解决教职工的饥饿问题,也把空地分给每个教职工开荒种菜,包括当时的大操场,谁种谁收,实行“瓜菜代”,到4、5月份,情况就大改变了。“我和樊老师种的辣椒、西红柿大丰收,自吃有余,上交给食堂换饭票,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浮肿病也不治而愈了。”徐文玉回忆说。

气派大楼—— 中文系教学从此起步

新办的安徽大学,校长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兼的,计划要办成万人大学。教学大楼是按莫斯科大学的图纸造的,只是比莫斯科大学矮,最高只有七层,东西两头只四层;有电梯、有暖气设施。电梯开过几次,暖气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尽管如此,这在当时的合肥市来说,是最高、也最有气派的建筑。当然,最大的特点不是这些,而是政治气氛,学校到处贴着政治标语口号;各种会议,特别是大会,也都大讲特讲,事事处处都讲政治挂帅,没有正规的课堂教学。

“我报到时,中文系的干部师生才从农村采风和帮助农村整风回来,很有些延安抗大的作风。”徐文玉说,当时一年正规的课堂教学估计也就100个课时左右。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到巢湖、铜陵等农村参加“双抢”等劳动,以及到民间搜集民谣等,回来后就写总结和心得体会。

“我个人以为,作为大学,是不应放松课堂教学的,而且必须保证足够的课堂教学时数。中文系没有主任,负责全盘工作的总支书记是部队转业干部,既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大学工作的经验,我便‘猴子称大王’,拟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大胆地修订了教学计划,参照母校的教学计划,加大了总学时和课程门类,增加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的学时,保证每周每天上午都有课堂教学,尤其是低年级,必须如此。总支书记及其他同志也没提反对意见,便上报学校了。分管教学的孙副校长,是华师大来的,是老教育家。我拟定的教学计划,正合他的意图,很快就批准同意实行。从此,中文系的教学便有板有眼地进行了。”(原载 2012年11月2日《合肥晚报》;作者:吴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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