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在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不仅创造并完善了独特的琴器、琴曲、琴谱等，更因其深沉高雅的音色品质与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及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

古人对琴的评价极高，西汉时期便被文人们公认为“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

魏晋名士嵇康在其《琴赋》中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唐人顾况甚至说“众乐，琴之臣妾也。”另外，随着“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的修身养性功能被文人日益强调，“左琴右书”、“士大夫无故不撤琴瑟”等古琴音乐观念在凝固。

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可替代。琴成为历代文人们具备音乐修养及实践技能必修的一种乐器，同时也是历代文人们思想学识与人格情操的最佳体现方式。毫无疑问，琴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马寿洛

古琴的神奇魅力，首先来自于琴器所特有的音色品质，而这些特有的音色效果又与琴的材质、形制、结构、髹漆等斫制工艺有着直接的关系。

琴体的构成，主要是由一整块木材腹腔开剜后制作的面板与底板胶合，内部形成一个狭长的“共鸣箱”，然后再周身髹以厚厚的大漆而成。

弹拨类的弦鸣乐器，是

以弹拨极具张力的弦为振动源，再与由面板和底板结合构成的共鸣体产生共振而发音的。

从囿困千年的宗庙里解脱出来，重新流入人世间的古琴，经过改良复生，终于焕发出其特有的音乐艺术表现力，紧扣住儒士的心弦，从而谱出世界文化史上特有的“文人音乐”：琴乐。考察琴乐在汉代兴起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在周代，琴只是作为瑟的配搭，以“琴瑟和鸣”形式用在宗庙的典礼祭祀音乐中；而儒士家居弦歌弹唱，是用瑟不用琴的〖注五〗。在“乡饮酒礼”上，更是用瑟不用琴；这是因为琴的音量小，音乐功能低，不适合于热闹的大庭广众之中。即使到了汉代，经过改良的琴音量虽然有了提升，但是还是比不上瑟和其他乐器，所以在宴飨音乐中也是极少应用。这种情况也形成了“琴雅瑟俗”的两分观念，从而造就了琴；令人对琴有脱俗之感，琴成了唯一非世俗化的乐器。

二、琴因为较适合在家居弦歌弹唱，因此取代了已世俗化的瑟，成为士人私底下自娱操弄的乐器。琴慢慢从弦歌弹唱向器乐化演变，丰富的左右手技法发展和琴特有的多种音色变化，使琴积累了不少曲意深邃隽永的琴曲。琴乐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这也是唯一免受“郑卫之音”污染的乐种。

另方面琴的音量适中：

• 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桓谭《新论•琴道篇》）

• 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哗人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第六》）

这正符合儒家音乐审美观“中和”的理想〖注七〗。古琴音乐自然就成了最能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音乐了。

三、在先秦因弦乐器发音柔弱易于抒情，已有琴瑟修心之论：

• 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舀(竖心旁)心也。《左传 • 昭公元年》

•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荀子 • 乐论》

汉代的士人，多为官为宦或出入豪门大姓；大都是忱于享乐，乐于享用他们心目中卑下的乐人演奏的“郑卫之音”的。在风花雪月声色犬马酬酢之后，心灵又往往有矛盾空虚之感；惟有寄托于琴，抚弦操缦。琴音本身的清静特性，确实使人心净神清；在悠悠琴音的涤荡中，能重塑其傲岸浩然的儒士之慨。这就是“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御邪僻，防心淫”等论点提出的真正社会背景。以下两则史实，就是这种风气的很好说明：

• 两汉之交的桓谭，既喜好新乐，而又能琴；并且编撰琴论，创立琴道。“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新论•离事篇》

“善鼓琴……性嗜倡乐。”《后汉书•桓谭列传》

• 东汉通儒马融，也是既善鼓琴，也好俗乐，并作《长笛赋》。

“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列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汉代的琴就从单纯“歌南风”的乐器，变为“御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之器。琴也跟着从一件普通乐器，超出世俗，甚至超过曾肩负过周代礼乐重任的“金石之乐”的钟与磬，而跃为“八音之首”。琴的地位更被提升成四时五行、天地六合、尊卑位分的象征，从而成为“琴道”。从此，古琴成了士人的专用乐器；并造就形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乐种：连绵延续二千多年，充满了文化人智慧的 “文人音乐”－－古琴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