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前,工人正将成箱的杂鱼倾倒在货车车厢里,部分体型较小。崔慧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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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崔慧莹 视觉 | 王江涛 统筹 | 汪韬


“这一网近2000斤,如果养到冬至以后再捕,就能长成4两以上的大带鱼,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能卖出近百万的价格。”


在查获收缴的渔网中,有网目尺寸不足一厘米的拖网,“像推土机一样刮蚀海底”。



在家里休养了三个月,渔民郭定帆觉得自己肤色都变好了。

郭定帆是浙江省台州市石塘镇的一个渔民,从2017年5月1日回港,到9月16日再出海,东海海域正经历着长达四个半月的史上最长休渔期。

2017年8月,浙江省逐步“开渔”。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巡视员严寅央向南方周末展示了一段小视频:在浙江舟山,8月16日张网解禁后,一网鱼捕上来,跳动着的都是纤细的银白色带鱼。

“这一网近2000斤,如果养到冬至以后再捕,就能长成4两以上的大带鱼,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能卖出近百万的价格。”捕鱼世家出身的严寅央看得很痛心。

2017年,伴随着最长禁渔期一起的,还有浙江首次实行的禁售幼鱼政策。这背后的难题是:中国近海大鱼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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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鱼膏到鱼粉

开渔按照船的作业类型逐步推进。

浙江省约2万艘捕捞船中,有一半已经出海了:3135艘桁杆拖虾船、6302艘捕小黄鱼、鲳鱼、蟹类的流刺网渔船和924艘灯光围网作业渔船……守着捕捞能力更强但仍在禁渔期的拖网渔船,郭定帆只能望洋兴叹。

郭定帆家不远有一处码头,不断有渔运船在此靠岸,上千箱冰鲜水产品经船上的传送带运下。前来采购的商人开着货运车,把面积大得像个足球场的市场挤得寸步难行。不称重,也不散卖,超过20厘米的鲜虾、大量的龙头鱼和梭子蟹被整箱卖出。

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苍岙水产市场里,冰鲜以整箱的方式出售。崔慧莹|图

此时,在另一处码头,货运车主杨敏兰正忙着指挥工人,把几百箱没有装冰保鲜的小杂鱼倒进车厢,这些鱼不分类不装箱,像是要去集中处理的“垃圾”般,一个挤一个地堆压在车里。

杨敏兰说,这些鱼将被送到一家80公里外的冷冻厂,“为了环保,很多附近的小厂被关闭了,制冰厂也关了。而这鱼如果没有冰来保鲜,两个小时运不出去就会臭掉,只能卖去打鱼粉了”。

这些小杂鱼并非无名,它们是不足手掌长的鲐鱼、白眉鱼,还有比鸡蛋更小的梭子蟹以及银鲳。

在合规捕捞的渔获中,也难免掺杂着杂鱼。崔慧莹|图

一位了解情况的当地渔民介绍,这些卖不上价钱的小杂鱼中还包括长得太小的幼鱼,通常会被打包卖给鱼产品加工厂或鱼粉厂。根据浙江省2017年的最新规定,梭子蟹和小黄鱼、银鲳等6种经济类幼鱼(蟹),属于全年禁售品种——体重不足125克的大黄鱼、不足30克的小黄鱼、不足60克的带鱼,都不能进入市场销售。

“幼鱼是没有首次性成熟的小鱼。”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唐议介绍,“鱼发育了一次,繁殖之后隔一段时间,比如一年,会再次性成熟,继续繁殖”。

近海无大鱼,渔汛越来越少,渔民在茫茫深海里投网,空捕也是常有。台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军杰说:“渔民有句话叫做,‘抢风头赶风尾’,就是说搏击风浪去追赶鱼群聚集。”

而鱼类产卵集中在沿海岛礁港湾,幼鱼得生长成熟到一定程度才能游向大海。为提高捕获量,少部分渔民甚至开发出了专捕小鱼的“绝户网”,用细密的网丝在禁渔区内偷捕,将幼鱼一网打尽。

吴军杰记得,在他们曾经查获收缴的渔网中,有网目尺寸不足一厘米的拖网,“像推土机一样刮蚀海底”。

“如果对近海处尚未成熟的幼鱼进行过度捕捞,对其繁殖能力、再生能力的破坏将是致命的。”唐议提醒。

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苍岙码头前,渔运船正在卸货。崔慧莹|图

大黄鱼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东海海域的四大水产之一,大黄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肉质鲜美。

吴军杰父亲年轻时,大黄鱼多到只卖4分钱一斤,有时候鱼肉都直接扔掉,只留下一块儿最精华的鱼油“黄鱼膏”。

但吴军杰1992年参加工作时,已经很少看到大黄鱼、带鱼等形成渔汛了。现在的东海,一网下去能捕到一两条大黄鱼都算“意外惊喜”。目前市场上的黄鱼主要为养殖产品,野生大黄鱼的价格高达每斤2000元左右。

有研究数据表明,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传统优质鱼类因过度捕捞比重急剧下降,生存空间被黄鲫、青鳞等中上层小型鱼类代之,优质渔获占总渔获量的比例也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50%下降到目前的不足20%。

而那些被筛选、淘汰出来的幼鱼其实卖不上价。只有5角至1元一斤的价格,要么进入水产养殖业,直接做鱼饲料投喂;要么进入鱼粉厂,制成细细黄黄的鱼粉,作为饲料原料,价格依然是不到4元一斤。

仅有极少数幼鱼品种可制成小包装的休闲水产食品,卖到一斤40元,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运输、加工成本也在攀升。

随着环保加严,飘着粉尘和臭味的鱼粉厂越搬越远,被合并成“生物科技公司”,有的幼鱼还被卖到福建、江苏等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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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鱼“全年禁售”落实难

禁售幼鱼是浙江首次规定,也是全国首例。

“连续三年,浙江省都是340万吨左右的年捕捞量,捕捞过程中大量经济鱼类的幼鱼,被捕上来。”严寅央介绍,“对于筷子带鱼、纽扣鲳鱼的滥捕,基层干部和渔民的反应比较强烈。”

作为幼鱼的最后一站,鱼粉厂显得很无辜。“鱼运到我们这里来,早都死了,还谈什么幼鱼保护?”一位鱼粉厂的负责人说,“我们就像垃圾处理厂,如果这些死掉的幼鱼没地方处理,渔民倒回大海更造成二次污染。”

从限制酷渔滥捕角度看,对于幼鱼的保护其实并不复杂,从源头上管好渔具和网目尺寸是关键。

郭定帆印象中,上一辈渔民当年用的渔网都有几指宽,偶尔有小鱼捞上来,就倒回海里。

我国自古已有渔业资源的保护意识,“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对于幼鱼保护的规定,2014年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实施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对7大类、45种主要海洋捕捞渔具的最小网目尺寸标准进行了规定。

如围网类、杂渔具(船敷箕状敷网)不限捕种类,最小网眼尺寸35毫米,拖网类、限捕虾类的,网眼尺寸最小25毫米,除虾类以外的捕捞种类的拖网,最小网眼54毫米。

在码头岸边发现了闲置中的渔具,网目尺寸很小。崔慧莹|图

制定规则很容易,但落实监管却很难。

在鱼粉饲料厂老板印象中,以前收来的幼鱼中,小黄鱼、梭子蟹等品种都会有,“各种鱼混在一起,很难挑出来不收”。

禁售也并不意味着杜绝捕捞。唐议提醒:“捕鱼时不可能完全捕不到幼鱼,现在规定的幼鱼比例是不超过20%。”

20%也很难落到实处。分拣后的渔获物,会转移到渔运船,再运回码头。凌晨两三点轰鸣的马达和橘红色强光,代表着“冰鲜”陆续回港,为赶上清晨的鱼市,大量的卸货工人、鱼贩、运输者、加工商都聚集在此,开始一天的工作。

庞杂的人群,巨大的渔获数量,给执法人员带来了管理难度。每一艘渔运船上,都可能同时载有好几条捕捞船的渔获物,只能通过箱子上的渔船编号来辨认。

“一艘渔运船上的幼鱼比例超标了,船员说这几箱是这条捕捞船的,那几箱是另一条捕捞船的,我怎么去监控每条船一航次捕捞时的幼鱼比例?”在吴军杰看来,渔运船的发展提高了捕捞效率,但加大了执法难度。唐议告诉南方周末,按照现行规定,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都要填写捕捞日志,记录捕捞作业的位置、渔获物种类、渔获量和环境因子等,一般渔民会将数据上报给相应的管理部门,管理人员会通过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如发现记录不实就要处罚。

但吴军杰发现,渔民很多时候只是应付应付,胡乱填几个数字。

甚至关于今年的渔获相比去年同期是多是少,各方说法不一。有当地媒体报道,“开渔三天,渔民赚了十多万,虾蟹个大体肥”。而在郭定帆等渔民看来,“年成不好,这牛皮吹过头了”。

数据是管理的基础。“我们要知道鱼的状况是怎么样,增加还是减少,变大还是变小。”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田永军表示,了解这些状况以后,制定管理方案,数据统计的混乱会造成决策管理的难度。

“下一步的重点是要统计渔获量,统计得很准很全,不同规格不同种类来报。这是个很复杂的体系,中国还比较薄弱。”唐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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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越来越小

渔民越来越少

“渔民的日子不好过。”上半年,看到有相熟的渔民因为在禁渔期内出海偷捕而被判刑,郭定帆很受震动,“浙江管得这么严,其他省管不住有什么用”。

全国各地休渔开捕时间不一,也是招致浙江省当地渔民心怀不满,铤而走险出海捕鱼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福建和海南也有幼鱼捕捞的门槛规定,小于可捕标准或幼鱼体的比例分别是25%和20%。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全球渔业资源均在下降。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1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指出,处于生物学可持续状态的水产种群所占比例已从1974年的90%降至2013年的68.6%。

幼鱼保护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工作。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刘海金研究员曾在日本调研,他介绍,日本渔业管理非常严格,一旦检查发现违法捕捞幼鱼的现象,就要取缔渔业资格,之后再也不能打鱼。

严寅央也曾到美国海岸警备队访问交流,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渔政执法人员手上都有一把尺,水产商店也都贴有宣传画,表明什么鱼可以捕、多大可以捕。“渔民和休闲渔业海钓者,发现不合规的鱼,拍个照就放掉了。公众很自觉,宣传教育很到位。”

一网打尽的背后,渔民的日子并非富庶。

开渔期的渔民们,总是忙得昼夜不停,三餐不保。“白天捕,夜里也捕,闲的时候还要分拣。”普通人到了船上半天就会晕船呕吐,而捕捞船上的人通常要在海上日夜不停的风浪中颠簸大半年,还常常面对风浪、暗礁、硫化氢中毒等各种致命风险——鱼虾如果保存不好烂在船舱里,会产生毒气。

渔民正在分拣渔获,最后被甩在筐外的就是幼杂鱼。崔慧莹|图

很多渔民表示,由于运输、人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就是靠着燃油补贴才能赚一些钱”。

一位非常了解当地情况的老渔民告诉南方周末,当地渔民有70%-80%是外来人口,本地人都不愿意做了,付了油费、工人工资以后,根本赚不到钱,出事故还要赔钱。

“现在对网具管得这么厉害,不可能说每次都是小鱼,很多鱼长到最大也就那么大。哪里有大鱼?”他建议,应该鼓励渔民转产、转业,比如转为刺网、发展钓业、扶持发展休闲渔业。

同时,他还指出,要保护幼鱼,也得控制废水废气向海洋排放、科学围垦,不要破坏近海滩涂的幼鱼生长环境,“这是一系列的工作,总盯着渔民也没用。”

看到现在的很多年轻渔民利用互联网打开销路,严寅央也感到欣喜。“未来的渔业,一定是钓大鱼、卖活鱼、吃好鱼,发展休闲渔业。”

而海洋的治理绝非一蹴而就,现在浙江打击“三无”渔船、取缔“绝户网”的成果颇丰,但渔民的生计、养老、发展问题也要兼顾。

吴军杰介绍,2017年初,浙江省启动了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障工作。“有时候打击的那些‘三无’船只,真的是渔民的生计啊。他们的大病医保、养老保险也都要有。”

郭定帆担心,儿子要是继承这份职业的话,“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连老婆都讨不到的”。

“我是转不了了,但希望儿子真的别干了。”

(郭定帆、杨敏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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