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是公认的三国东吴四大都督。《三国志》将前三人并作一传，将陆逊单立一传，其余如程普、黄盖、韩当、甘宁、徐盛、丁奉等十多位名将合作一传，充分表明周鲁吕陆的特殊地位。

而四大都督孰高孰下，虽不乏议论，却未见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作一番探讨。

一、军功业绩

若论功勋的高低，谁都比不上孙权有发言权。正巧他曾与陆逊评论过周瑜、鲁肃、吕蒙三人，那是百分之三百的“权威人士”谈话。

孙权认为周瑜雄武刚烈，胆略超过常人一倍，所以能打败曹操、开拓荆州，很难有人赶上他的才能；

鲁肃提出建国的谋略，在赤壁战前驳言不可降曹，是两件令人快意的事，但劝说出借荆州，是一大短处；

吕蒙在谋略上次于周瑜，言谈举止、英姿勃发也比不上，但设计消灭关羽，要胜过鲁肃。

见《三国志·吕蒙传》：

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

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军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

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

这番话几乎有一锤定音的份量。就战功而言，以周瑜、吕蒙、鲁肃的次序排列，应不会引起异议。难题在周瑜与陆逊之间，谁更居功至伟？

话说孙权在夸赞周瑜之时，有一句“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很难有人能赶上他，现在你赶上他了。给陆逊这样的评语，可谓高得无以复加。

此次谈话无疑在夷陵大捷后。正是这场战争，让陆逊由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摇身变成灸手可热的大红人。

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倾举国之师伐吴，声势极其浩大。孙权媾和的请求被拒绝，只有咬牙抵抗。

陆逊临危受命，被历史推上了吴军统帅的位置。两军对垒，陆逊起初没有硬碰硬，而是先主动后撤，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破坏了刘备速战速决的意图。

不过，收缩并非退缩，实乃以退为进。陆逊无时不在等待机会，当发觉敌方“兵疲意沮”，便立马开始战略反击。

《三国演义》描述了火烧连营的场景。在陈寿的笔下，蜀军也是一番“土崩瓦解，死者万数”的惨象。刘备仓惶逃往白帝城，转年即在惭恚中命丧永安宫。

《三国志·陆逊传》：

“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夷陵之战让陆逊成了东吴的拯救者。自此以后，他充当了孙权坐江山的第一顶梁柱。

吴黄武七年（228）八月，魏国大司马曹休率步骑兵十万人前来皖城，陆逊北上迎敌。他兵分三路发起猛攻，在石亭大败魏军，并乘胜追杀至夹石，一举斩擒一万余人，缴获上万的牛马骡驴车辆，军资器械更是无数。

可以说，这是陆逊首次统兵与魏军大规模作战，也是继赤壁之战后孙吴对曹魏斩获最多的一次重大胜利。

曹休虽被曹操唤作“吾家千里驹”，然而在陆逊面前就太过平庸。幸亏当时有后方接应，他最终得以脱险，但不久即背发毒疮身亡。

吴黄龙元年（229），陆逊就任上大将军，这是孙权在大将军的职位之上为他量身创造的名号，也表明陆逊的卓绝功勋，须用史无前例的官位才能够表彰。

不仅如此，他还在吴赤乌七年（244）出将入相。孙权在诏书中说：“有盖世功劳的人，一定要享有巨大的荣宠；怀有文才武略的人，必定要担负起国家的重托。从前伊尹兴盛商汤，吕尚辅助周王，现在朝内朝外的大任，要您一个人加以承担。”

《三国志·陆逊传》：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

伊尹、吕尚堪称古时为臣的至尊典范，以陆逊类比两人，是较管仲、乐毅都更为崇高的评价。

正因如此，陆逊也曾尽享无上荣光。单说石亭战后回师，孙权令侍从以御用伞盖为陆逊遮蔽，所赐物件均为世间珍品，所受的礼遇恩宠无人能比。

《三国志·陆逊传》：

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

但陆逊“无人能比”之时，周瑜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比拚功勋，务须跨时空较量。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合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其中最著名的赤壁之战，周瑜承担的正是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角色。

当是时，曹操先后剿灭了吕布、袁术、袁绍集团，又不废吹灰之力占取荆州，其锋芒所指仿佛风行草偃、所向披靡。江东的一班臣僚名士心惊胆颤，纷纷劝孙权放弃抵抗，做一个识时务的归降者。与此相比，夷陵之战前的东吴显然淡定许多。

事实上，两场大战的双边实力差别，也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赤壁之战曹操的兵力，据《江表传》所载，“言水步八十万”，但周瑜估算北方兵士“不过十五六万”，加上荆州新降“七八万”，投入一线的应超过二十万人。而孙权为周瑜准备了三万人马，加上刘备号称的两万人，总计不过五万；何况刘备其实只让关羽、张飞带二千人协同作战。

《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江表传》：

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反观夷陵之战，刘备仅有一州之众，扣除后方驻守部队，虽然顷巢而出，进入吴境的大约八万多人。 然而，孙权调给陆逊的已有五万人，若加上后援部队，蜀汉兵力反处于劣势。

《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

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则称刘备“进军秭归，兵四万余人。

不仅如此，随刘备征战的，既无虎将又无良谋；陆逊所统的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则都是身经百战的强将。可以说，蜀汉一开始只是声势占优，夷陵之战对孙吴的压迫感基本可控。

但赤壁之战完全不同，无论兵力悬殊的程度，还是进退回旋的余地，以及心理层面的威慑力，都是一次真正带“覆巢”特质的严重危机。

幸亏周瑜在此时横空出世。作为孙刘联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他不负使命，酣畅淋漓地打赢了一场总决战。因而周瑜这一次建功，比后来的陆逊难度更大，对孙吴政权的影响也更深远，并由此拉开了三足鼎立的大序幕。

当然，周瑜建功更可追溯到“小霸王”孙策时代。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策渡江南下，周瑜领兵迎接。前者欣喜说道：“吾得卿，谐也”， 意指得其辅助，一切都会成功。周瑜也深孚厚望，在江左南征北讨，无战不克。

据《江表传》所载，孙策专门赐给鼓吹乐队，为他修建住所，“赠赐莫与为比”。可见，孙权给予陆逊的那种超常规礼遇，周瑜在“前孙权时代”即已获取。

对孙权来说，周瑜最关键的一次鼎力辅佐，是在建安五年（200）。因孙策遇刺身亡，孙权在转眼间成了东吴这艘航船的新舵手。对一个稍显文弱又仓促上阵的青年，假如不能迅速稳住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看到，江东英杰当时并未与孙氏形成君臣关系，初期聚合起的势力一旦离心，顷刻就可以瓦解整个集团。

正是在关键时刻，周瑜率兵前来奔丧，并且留在吴郡，以中护军身份和张昭共掌军政大权。中护军是什么概念？即承担掌管禁军、宿卫皇室的职责。换句话说，周瑜是以君臣之礼力挺孙权。

作为东吴军界的“一哥”，他放下了身段，那谁能摆架子对孙权使脸色？

总之，周瑜、陆逊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前者的历史作用更非他人可比，也非后继者能比。对孙权而言，假如没有周瑜这根“倚天柱”，起步一定艰辛无数，甚至是否有运气轮到他打赤壁之战，能否有勇气坚持着打赤壁之战，都要留下大大的疑问。

陆逊的功绩无疑超过鲁肃、吕蒙，由于寿命较长，具体的事功也多于周瑜，但影响力却有所不如。周瑜对孙吴政权的创立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奠基性、源头性的，以致孙权发自肺腑地说：假如没有周公瑾，我不可能称帝！ [8]

所以就军功业绩的排序，应是周瑜、陆逊、吕蒙、鲁肃。

二、用兵计谋

不妨先从鲁肃谈起。他是周瑜临死前推荐的接班人选，被认为智慧谋略堪当大任；三国志的原话是“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

《吴书》也称其“好为奇计”，可知非同等闲。赤壁之战前夕，最早主战的正是鲁子敬。孙权当时曾感慨：您真是上天赐予我的！

但鲁肃之计谋，高明在宏观层面，攻城掠地却非其所长。如同一个棋风厚实的弈者，鲁肃将锋芒内敛，一方面少有破绽，难免就不够犀利。

孙权评价他率军安营扎寨，能令行禁止，辖区内路不拾遗，没有荒于职守的官员。 这听来并非在夸奖某个统兵之人，而是称赞一位能干的地方官。鲁肃治军如治政，应不失为中规中矩的大都督。

相对于鲁肃的文质彬彬，吕蒙则显得英武、粗犷，但他勇猛而有谋略，故陈寿感叹：“他怎会只是武将而已呢!”

《三国志·吕蒙传》：“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孙权接掌东吴大权初期，即推行军队整编、归并。吕蒙私底下借钱，为士兵做了大红的衣服和绑腿，到选拔那天，部属格外显得队列严整、训练有素。孙权大喜之下，对他的兵力不减反增。

建安十五年（210），接替周瑜的鲁肃途经吕蒙军营，在听取应对关羽的五条计策后，不禁惊叹其才略竟达到如此水平。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就出自该处。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率大军进至濡须口，吕蒙又多次献奇计，并劝孙权建船坞于夹水口，以做好御敌准备。曹操见东吴布防严密、阵营威严，不久便撤军返回。

吕蒙的不少奇思妙策，更是在实战中充分得到了检验。

建安十九年（214）五月，连续大雨使江河水涨，孙权趁机进攻皖县，庐江太守朱光据城坚守。诸将都建议修筑土山，添置攻城器具。

吕蒙认为，这需花费较长时间，等准备妥当，敌人城防已经巩固，援兵也将赶到，就难以攻克。他估计城池并不十分坚固，趁三军士气高昂之际四面齐攻，很快即能拿下，然后趁大水未退时回军，可获得全胜。

孙权采纳了该意见。吕蒙又举荐甘宁指挥攻城，还亲率精锐作后援。凌晨开始猛攻，吃早饭时就攻破了皖城。

建安二十年（215）诈取零陵，更体现了吕蒙之智。因刘备拖欠荆州不还，孙权派吕蒙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沙、桂阳望风归附，唯零陵太守郝普坚拒不降。

刘备见形势紧迫，命关羽前来争夺。孙权急令吕蒙放弃零陵，回师增援鲁肃。吕蒙却秘而不宣，反称刘备被夏候渊围困，关羽的大本营已被攻下，并让郝普的旧友邓玄将消息带入城内。对方的心里防线迅速溃堤，投降后才知是一场诡计，不免愧悔交加。

名将皆有得意之作。对吕蒙而言，当数白衣渡江取荆州。此战看似顺利，却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谋划。刚接替鲁肃驻兵陆口时，吕蒙特意加强与关羽的亲密友好，但一切都是表面文章。

建安二十四年（219），趁蜀兵挥师北上，吕蒙捕捉到了可乘之机。他上疏孙权，认为关羽征讨樊城，却留下重兵驻防，必是担心后方遭袭；自己时常患病，可借此名义返回建业，使对方麻痹松懈，吴军再沿江而上、趁虚突击，那么南郡可以攻下，关羽也可以擒获。

本段三国史，几乎全按这一设想演进。关羽果然放松了警惕，将驻防南郡的兵力越来越多调至襄阳。吕蒙伺机秘密出发，募平民百姓摇橹，让士卒在大船中埋伏，并扮成商人的模样日夜兼行。

由于城内空虚，又猝不及防，东吴竟不费吹灰之力，一举夺回了蜀汉占据的荆州。

周瑜较之吕蒙，谁更足智多谋呢？

孙权在谈及吕蒙时，认为他的谋略仅次于周公瑾。但依据史料，周瑜在战术层面的亮点并不太多，而且像火烧赤壁这样的金点子，原创者却是一介武夫黄盖。

《三国志·周瑜传》：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事实上，吕蒙反而常在周瑜麾下出谋划策。赤壁之战后，周瑜转战南郡，令甘宁前去占领夷陵，魏将曹仁派兵包围。甘宁立马告急，周瑜正是用了吕蒙的计策，留下凌统守卫后方，自己亲率大军到上游救援。

其间，吕蒙又提议分出三百人阻断险道，以挡住敌方退路。经过交战，曹军被歼一大半，逃跑途中又遇道路堵塞，不得不下马徒步，东吴因此缴获了许多马匹。

可见，周瑜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但似乎缺乏实战中的“原生型”奇谋——至少从相关的历史记载看，吕蒙更像“智多星”。

终于轮到陆逊登场了。建安二十二年（217），丹杨贼首费栈煽动山越作乱，孙权派他前去讨伐。敌方人多势众，陆逊带去的兵马不成气候。实力不足，就只能玩一点“虚”的。

陆逊便因地制宜，遍设军旗、鼓角为疑兵之计，并命令将士夜伏山谷之中，突然擂鼓呐喊，一举出击打败了贼寇。

孙吴收复荆州之战，陆逊也立下殊功。吕蒙称病返回建业的途中，他特意前往拜见，心中计策不约而同。吕蒙随后鼎力推荐陆逊，称对方思虑深远、才堪负重，又没啥名气，不被关羽忌惮，可替代自己到陆口统兵。

陆逊到任的首条妙计，是给关羽递上一封措辞谦卑的信函，从而彻底打消对方的戒备。他继而上书孙权，指出擒拿关羽的要诀，此后与吕蒙所部同为前锋，势如破竹拿下荆州。

可以说，此役由吕蒙、陆逊合演了一出“双簧”，如果前者记头功，次功非陆逊莫属。

孙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面对刘备亲征的夷陵之战，陆逊首先诱敌深入，将数百里峡谷让给对方，使蜀军因战线拉长而露出破绽。蜀将吴班在平地扎营，吴将纷纷请战，他料定其中必有诡计，应处静观察。

刘备见计不成，只能率八千伏兵从山谷撤出。当是时，众人都想在蜀军立足未稳时发起进攻。陆逊认为：“刘备是狡猾的敌人，经历丰富，军队刚集结时考虑周密、用心专一，不可轻易出击。现在驻扎时间久了，没有占到便宜，且军队疲惫、士气沮丧，难再有新计谋。围歼敌寇，就在今日。”

随即发兵进攻蜀营，但交战不利，埋怨也相伴而来。陆逊却胸有成竹，断言已有办法，他令士兵各持茅草，用火攻击破蜀营，秋风扫落叶般奠定了胜局。

夷陵之战对陆逊的考验，不仅在于强敌当前，更在于吴将骄傲自负，对初统兵权的少帅多有轻视。但他刚柔相济，以料敌如神的智慧与坚如磐石的意志，逐渐让众人信服。

被蜀军包围的孙桓曾派人求救，陆逊判断该城防守坚固、粮食充足，并不需要太多的担忧，故不发一兵一卒，只管按既定的方针行事。战局走势正如所料，敌围也自然解除。孙桓后来坦言一开始怀有怨恨，及至大局已定，才知陆逊指挥调度自有方略。

战场局势变幻莫测，尤需统帅能化险为夷。

吴嘉禾五年（236），孙权命陆逊和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派亲信带着奏章禀告战况，怎料被魏军截获。

诸葛瑾深感害怕，认为己方已被对手掌握底细，不如赶快撤军。陆逊却不动声色，只忙着催人种植蔓菁、豆子，并像往常一样下棋、射箭。

诸葛瑾前来问个究竟，陆逊于是亮出底牌，表示敌方已守住要害，己方必须保持镇定，再施展灵活战术撤离；如果马上退兵，敌方随之进逼，就必败无疑。

为此，他暗中让诸葛瑾统督舟船，自己则率兵佯攻襄阳。曹魏向来忌惮陆逊，立即退回城内。吴军一边虚张声势，一边整顿队伍撤离，并在返回时多有斩获。

综合比较，四大都督用兵计谋的排序是：陆逊、吕蒙、周瑜、鲁肃。

三、战略远见

周瑜是一个战略家，眼光非常人能及。

据《江表传》所载，曹操于建安七年（202）要求孙权送儿子做人质。在群臣会议上，张昭等人左右犹豫，孙权也举棋不定，便带周瑜到母亲跟前商议。

周瑜分析利害，表示一旦送上人质，就处处受制于人，而所得利益“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哪能跟自己南面称孤相提并论？

孙母深表赞同，孙权由此下定了决心，便没有送儿子上路。

联想孙、曹后来争斗的局势，周瑜的点子可谓精准。因为过了没几年，曹操即挥师南征，一场强力对抗紧锣密鼓到来。

江东自古多才俊，可带“软骨病”的不少，以致“将士闻之皆恐”，认为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且已占据荆州，分得了长江之险。鉴于实力相差悬殊，许多人倾向于投降。

周瑜仍然一如过往的“硬骨头”，他力排众议，直斥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并深入分析了敌方软肋：

一是北方尚未平定，加上马超、韩遂在潼关以西，构成后顾之忧；

二是放弃骑兵，依靠舟船与吴越较量，没有发挥己方所长；

三是正值天气寒冷，军中马无草料；

四是中原士兵南下作战，将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因此断言正是活捉曹操的良机。

孙权既不是刘琮，又不似孙策，凡事总要用大脑琢磨透彻。周瑜的一番系统性分析，终于让他吃下定心丸，自此开启了联刘抗曹的恢宏篇章。

可以说，周瑜是深刻影响三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假如不是英年早逝，他或将进一步改变当时的国家版图。

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城拜见孙权，请求带兵攻取蜀地、吞并张鲁，并与马超结盟，随后回军攻占襄阳，以此北伐中原。

孙权同意了这一大胆的计划，只可惜他在返还江陵的途中病故。若说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周瑜则“未及出师身先死”，一样的壮志未酬。

人生充满着遗憾，即使春风得意如周郎者，也概莫能外。但正是在深切的遗憾之中，更凸显英雄气吞万里的志向，从中也充分显示了周公瑾的战略眼光。

与周瑜相比，吕蒙的远见更多体现在攻城、谋事层面。

建安十三年（208），益州将领袭肃率部前来降附，周瑜提议将随行人马调拨给吕蒙。对一名将军来说，增加兵力总是多多益善。但吕蒙却有着全局思维，他认为袭肃远来投诚，从道义上应使之尝到甜头，产生正向激励。

孙权觉得有理，就归还了袭肃所统的士兵。

而在对待荆州这一焦点问题上，吕蒙是典型的鹰派。孙权一度想攻取徐州，吕蒙认为占领不在话下，可不出十天曹操一定会来，即使七八万人驻防，恐怕也守不住；故不如攻取关羽，全据长江流域，形势就会大变。

孙权赞成这一分析，不久便付诸实施。但相对而言，吕蒙在战略上的考虑不如周瑜。

陆逊又有怎样的远见卓识？

建安二十二年（217），他向孙权建议说，当今英雄相持、各霸一方，若要克敌宁乱，务须大量人力；山贼是长年的祸害，躲藏在深山险要之地，假如不平定内祸，就难以图谋远方。

在群雄逐鹿的年代，人们往往聚焦群雄，而不会关注不入流的山贼。陆逊此策着力点虽小，却透射出极大的着眼点。与诸葛亮先南征、后北伐的道理相通，平定山越是东吴固本强基的先行步骤。

长期困扰吴郡、会稽、丹杨的祸患得以扫除，陆逊继而在三郡扩编军队，让体弱者归农、强健者当兵，由此得到精锐士卒数万人。

陆逊的战略思维，更体现在夷陵破敌之后。当看到刘备逃往白帝城，徐盛、潘漳、宋谦等竞相上表，希望一鼓作气前往擒拿。

陆逊此时未雨绸缪，预判曹丕正集结大军，表面上助吴攻蜀，暗地里怀有险恶用心，于是立即撤军。

在大获全胜之际，陆逊没有贪功，却适时停止追击，恰恰蕴含着一种智慧。魏国后来果然出兵，因东吴防备在先而无隙可乘。

事实上，陆逊的适可而止，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刘备不久后听说魏国攻吴，还扬言再度东下。陆逊的回复软硬相融，劝其修补创痍、切莫穷兵，若一意孤行，将难逃性命。

吴、蜀很快恢复了关系，诸葛亮执政后又重新结盟。孙权给刘禅、诸葛亮写信，常让陆逊阅改，甚至将印玺放在他的官署，以便视情直接与对方沟通。这表明陆逊对蜀汉有斗有合，注重把握分寸。在夷陵大捷之际及时收兵，不仅为提防曹丕，更是为将来留有余地。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此话意在取舍，隐含了审时度势的战略思维。陆逊崇尚进取，也懂得有所不取。

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想攻取夷州、朱崖，即今天的台湾及海南岛一带。

陆逊认为长途跋涉袭取，海上风浪难测，兵士又不服水土，必然导致疾病，原想增加人力却适得其反，想获取利益却受到损失，加上朱崖险峻绝远，那里的人还没有开化，不能成为有效的兵源。为此，他提议休养生息，减免田租赋税，让人们和睦同心，用道义鼓舞兵士，黄河、渭水一带就可平定，九州将有望统一。

孙权未听劝阻，果然得不偿失。

吴嘉禾二年（233），辽东公孙渊背弃盟约，孙权打算亲征。陆逊指出强寇就在边境，荒远地区尚未归顺，陛下乘船远征，会给敌人可乘之机，等祸患来了将追悔莫及；反之，假如能完成大业，公孙渊不用讨伐就会归服。该意见被孙权采纳。

关于周瑜、陆逊之间的高下，总不太容易比较。相对而言，前者是坚定的主战派。无论对虎步中原的曹操，还是占据荆州的刘备，周瑜不仅不屈服，且始终想方设法动对方的“奶酪”。

陆逊同样具备一副“钢牙”，直接指挥了与魏、蜀之间的系列重大战役。但他对蜀汉政权虽然寸土必争，总体上却存一些和气。也许这一点分寸感，正是陆逊强于周瑜之处。

为何最后谈论鲁肃？因为不同的评判标准，将得出迥然有别的结论。

在《三国演义》中，鲁肃被描绘成有点木讷的老实人，成为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陪衬。

但历史上的鲁子敬雄才大略，为孙吴政权奠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孙权初次见面，他就直言汉朝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被立即消灭，建议孙权割据江东，根据形势变化相机行事，并趁北方尚未安定，剿除黄祖，讨伐刘表，将地盘扩大到长江上游，然后称帝图谋天下。

该提议石破天惊，因为孙权起初的梦想，不过是像齐桓公、晋文公般尊王攘夷，而鲁肃一下子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鲁肃的前瞻性，不光表现在某一孤立的事件上。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正值刘表去世，鲁肃当即瞄准荆州，断言若占有此地，可帮助孙权实现帝王之业。他还视刘备为天下枭雄，并主动请缨，以吊唁之名，前往打探斡旋。当获悉刘琮已投降，便立马找到刘备，劝说合力抗曹。

此时，东吴众人纷劝孙权归顺，鲁肃是坚决站在对立面的第一人。

裴松之认为：“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

在刘备羽翼未丰、屡遭败绩之际，鲁肃就视其为孙权首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无疑极具慧眼。

可以说，他不光最早规划了孙权的帝王梦，还率先提出联刘抗曹的基本国策，此份深谋远虑令人叹服。

围绕鲁肃是非功过的最大争议，是向刘备出借荆州。当时众人皆不赞成，且不乏扣留刘备的声音。唯独鲁肃认为曹操势力太大，如果借荆州之地，让刘备安抚百姓，那么曹操就多一个敌人，自己则多一个朋友，实乃上策。

值得关注的是，周瑜对借荆州也持保留态度，甚至希望软禁刘备于吴郡，使之与关羽、张飞分开，从而消除潜在的对手。但基于曹操在北方的威胁，孙权为广揽英雄，还是忍痛割爱借了荆州。

对鲁肃这一策，孙权后来颇有微辞。可一个主意是否高妙，并不取决于一人、一时的想法。毕竟情况在不断变化，此一时的战略利益，很可能成为彼一时的战略包袱。

事实上，任何对策都有利有弊。借荆州，得益最大的是刘备，可孙权并非没有收益。

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原本就是刘备征战所得。所谓借荆州，实质是借周瑜从曹操手里夺下的江陵。孙权固然可以不借，但必然产生磨擦，损伤的将是同盟关系。

进一步分析，在众口一辞的情况下，孙权当年为何听了鲁肃的意见？这表明借荆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拍的板。任何平等的契约，都是一种等价交换，在利益或者道义上能够实现双赢。

借荆州的抉择，显然符合东吴的根本利益，因为最不想看到该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孙权最大的敌人——曹操。他有一天写字，听到借荆州这桩事，竟然惊慌地将手中的笔掉在了地上。

孙权后来确实纠结于借了荆州，这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

一则起初即有不舍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的好处逐渐淡化，切肤之痛却难以消除。

二则刘备独得益州，极大改变了原先的利益格局，加上蜀将关羽傲慢、鲁莽，进一步刺激孙权的不满心理。

三则在主战、主和之间，前者不管哪个年代都高嗓门，尤其是收复失土、捍卫主权，更能体现一种成就感与正义性。

但切记：鲁子敬绝非胆小怕事、抱残守缺之人！既然面对曹操大兵压境，他都能挺身而出，以坚韧意志抗战，又有什么理由惧怕关羽？

张昭当年指责鲁肃“谦下不足”，也表明唯唯诺诺远非其性格。主张对刘备怀柔，乃至暂时让渡局部利益，恰恰体现了鲁肃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

东吴袭取荆州，显然是一大辉煌战果，但此役的最大受益者是曹操。

孙、刘走向全面对抗，是三角关系中较弱两方的大碰撞，而实力最强的曹魏却隔岸观火，伺机取渔翁之利。

对孙权来说，具体战役的赢，客观上却带来战略的被动。他曾向刘备请和而遭拒，虽然此后赢了夷陵之战，但这种赢原非十拿九稳，本身带有偶然性。换句话说，要是刘备赢了夷陵之战，那么对袭取荆州的得失，人们的评判将迥然不同。

另一方面，吴、蜀举国对抗，极易两败俱伤。设想若曹魏按照刘晔的方案，对东吴趁火打劫； 或者陆逊不在关键时刻停止追击，笑到最后的便只有曹丕。

应该说，孙权对此持清醒的认识，得知刘备一直驻在白帝城，便非常害怕，特派使臣请和。

在三足鼎立的大格局中，孙、刘只能合作，而绝无决裂的本钱。孙吴与蜀汉争夺荆州，对彼此双方是一场零和博弈，即一方收益必然建立在另一方损失的基础上。

更为致命的是，任何一方甚至都无福消受一场胜利。因为在吴、蜀交战之际，曹魏随时可以发起袭击，腹背受敌的一方势必土崩瓦解；至于剩下的一方则唇亡齿寒，注定也支撑不了多久——夷陵之战其实让孙、刘都面临这样的严重危机，幸亏曹丕没有及时作为，才使吴、蜀双方缓过神来，重新结盟求得自存。

所以，借不借荆州只是问题的表象，关键是不能只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相互间的合理诉求。

既然如此，出借荆州是否划算，就必须结合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况，用历史的眼光分析。鲁肃无疑是对此理解最透彻的东吴谋士，更是一个算大账的人。

他认为“帝王的兴起，都有人为之扫除障碍，关羽不值得忧虑” ，虽然不被孙权认同，又何尝不蕴含“大智若愚”的高明？

如果将智慧分作“智”与“慧”两层次，鲁肃的智商或许并不占优；若论高屋建瓴、应势而谋、以舍为取、守拙图进的“慧商”，他则首屈一指。

基于以上分析，四大都督战略远见的排序为：鲁肃、陆逊、周瑜、吕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