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果说

被岁月打磨得通体布满斑驳铜绿的宝鼎，散发着“国之重器”夺人心魄的魅力。

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百万余件，镇馆之宝无数，精品中的精品当属古朴庄重的大克鼎，雄踞上博最富特色的青铜器陈列室——这个种类齐全、系统完备地反映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历史的场馆，“国之重器”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着每位参观者的目光。

大克鼎“面世”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是西周晚期（孝王时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

大克鼎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鼎口部微收，方唇宽沿，上有粗壮的立耳，腹部略鼓，下置蹄形足，和造型浑然一体的是口沿下饰有的三组从玉器纹饰演变而来的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宽大波曲纹形成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回环往复，厚重而又有律动感。

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之内容。

该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在陕西扶风出土。一同出土还有一套七件小克鼎，一套六枚编钟（克钟），另有盨二件，镈一件。

苏州潘家“得宝”

1890年大克鼎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买下。

潘祖荫对青铜器十分青睐，只要听说有青铜器出土，都要“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在大克鼎出土前，潘祖荫已拥有西周史颂鼎、大盂鼎，再加之大克鼎这三个无价之宝镇家，潘祖荫自然十分兴奋。于是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大克鼎，成为大克鼎的主人。

从此，大克鼎、大盂鼎这两件已发现并出土的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大盂鼎

潘祖荫特修建了一间“攀古楼”,专门用于收藏大克鼎等文物，并镌刻一枚“宝藏第一”的印章，以表达自己得宝后的高兴心情。

大克鼎引起了国内外收藏家的普遍关注。1892年（光绪十八年）时，两鼎的铭文拓本，黄纸本每本值银1两，白纸本每本值银2两。足见大克鼎的价值之珍贵。

潘祖荫对家藏的文物，特别是两尊大鼎特别珍爱，还定下了“谨守护持，决不示人，世世代代留在潘家”的家规。

潘祖荫

周围人无不“垂涎”

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即1890年12月，潘祖荫在北京病逝。由于潘祖荫没有子女，遗产就由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赴京料理完后事，把包括大克鼎在内的众多文物装船运回家乡——苏州。

潘祖荫去世后，潘家在朝廷中没了权势，要保护好这些国宝真是困难重重。潘祖荫在世时，潘家的收藏就受到不少人觊觎，端方（清朝大臣、金石学家）就是其中的一个。端方听说潘家藏有西周宝鼎，曾几次派人到潘家求取铭文拓片，并且还亲自登门，希望潘家能出让宝鼎，结果都被潘祖荫婉言谢绝了。

如今潘祖荫去世了，端方认为夺宝的机会来了。潘祖年刚把大克鼎运回苏州，端方就赶到了苏州。潘祖年牢记哥哥的嘱托，始终不为端方的威胁利诱所动，并派人昼夜看护宝鼎，以防不测。

但当时的端方权重一时，他自信宝鼎已是囊中之物，把它们弄到手只是时间问题。但不知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还是命运早有安排，就在端方自以为宝鼎唾手可得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端方率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被起义士兵给杀掉了。

潘达于

最好的归宿

两年后潘祖年也过世了，他的孙媳潘达于只得临危受命担负起保护大克鼎等国宝文物的历史重任。

不少人找到潘达于，提出各种优惠条件要求购买。她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牢记潘祖年临终前的嘱托：这些珍贵文物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保管，传给子孙后代。于是都被潘达于断然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选择将潘家收藏的大克鼎等600余件珍贵文物捐赠与国家。大克鼎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1年，在潘家人的陪同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大克鼎从苏州运到上海。1952年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成为馆内最耀眼的“镇馆之宝”。

历史留存的器物都是具有灵性的存在，它们在博物馆静静散发出的浓郁芳香，依然也留下守护传承者的心灵呼吸和音容笑貌。

图片、文字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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