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让姚谦同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左手拿着面包，右手举着玫瑰。他在两种状态中穿梭，寻找让它们共同生长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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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蒋平 温丽虹

文 ✎ 温丽虹

编辑 ✎ 方奕晗

图 ❏ 尹夕远

56岁的姚谦一头卷发。在画家刘小东笔下，他的头发被归拢在一起，束成一个短辫扎在脑后。

这是2003年刘小东到台北办画展时，邀请当地知名人士参与创作的一幅画。画中的姚谦双手叉腰站立，重心倒向右侧，嘴略微噘着，一副引而不发的模样。肖像画了8小时，其间姚谦请了两小时假，陪同旗下艺人江美琪召开发布会，就她在综艺节目中遭受不公平对待一事向电视台讨公道。

肖像画记录了正在为公开发言打腹稿的姚谦。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姚谦，更多时候是语言和缓、态度谦恭的。他最为人知的身份之一，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张小燕口中“最懂女人心”的金牌作词人。

姚谦写歌词始于1988年，供职于台湾点将唱片时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普通职员姚谦临危受命，填出第一首词——江淑娜演唱的《今生最痛的歌》。

1989年，姚谦为儿童电影《鲁冰花》主题曲填词，这首3小时完成的作品，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然而这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即使我一首歌得了奖，也是半年就被忘记了”。他形容入行时承受压力的状态，“世界好大，我好小，永远都不会被看到”。

此后20多年，姚谦的名字与王菲、萧亚轩、刘若英、孟庭苇、伍思凯、庾澄庆等多位华语乐坛唱将联系在一起，他借他们之口抒发情绪、感慨人生。

同为作词人，香港人林夕和台湾人姚谦常被拿来比较。姚谦羡慕林夕的高产，戏称他是按一日三餐的节奏写词，才会有4000多首的词作。

姚谦也文艺。他受张爱玲影响颇深，将其视为带自己了解女人、了解爱情的导师。写给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中，“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的灵感就来自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在姚谦看来，这场爱情缺少缘分，张爱玲才不得不在加州沙漠终了一生。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用她特有的清淡语气，唱出姚谦对爱情的基本认知。

“天时地利的迷信”屡屡被生活验证。19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时被姚谦相中，随后回台湾发展，与当时的男友分隔两地。这种不舍的情绪被姚谦捕捉到，写下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

周旋

姚谦职业经历的起点，是琐碎的行政事务——在唱片公司当过宣传、企划，同时是艺人、老板和录音师的助理，身兼多职。这正是他与同时期其他作词人最大的不同——浪漫情怀背后，总有种不相称的务实。

1995年，姚谦在索尼唱片担任华语部总经理，面向市场制订公司发展计划，挑选艺人，为歌手打造唱片和形象。几年后，他担任维京唱片音乐总监，随着维京唱片成为EMI（百代）子公司，姚谦也有了新职位——EMI亚太区总经理。

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让姚谦同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左手拿着面包，右手举着玫瑰。他在两种状态中穿梭，寻找让它们共同生长的心境。

维京唱片的办公室位于台北民生东路。这里集中了大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台北的“金融街”，被姚谦形容为“铜臭味很重的地方”。

这是姚谦被绑得最紧的时期。他开始在办公室、公司走廊和咖啡间摆放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唱片公司其实还是做人文创作的地方，而不是商业性质的制造场合。”姚谦对《博客天下》说。

他经历过一次大范围裁员，岗位职责需要他与即将被遣散的员工一一面谈。作为内心敏感的创作者，他始终有种“害怕处理不好”的焦虑；而作为管理者，他需要冷静下来，在安抚员工的同时，向公司争取最大额度的遣散费。

时隔多年，再谈起那段经历，姚谦微笑着说那是一场“关于告别的练习”。

在两种身份之间周旋，他的秘诀是换位思考，“用年轻人的话说，是角色扮演的思维”。同一个问题，姚谦常常把自己放在不同角色的立场上进行观念碰撞，像武侠小说里的左右互搏。

最典型的一次，也是姚谦对自己身份认知改变最大的一次，他的自我定位从“我是唱片圈的”到“原来我是音乐圈的”。

姚谦曾描述自己在2000年前后对行业数据的观感：“连着5年，数据以每年50%的速度下降，没有谷底。”他开始意识到，唱片业养不活自己了。他把目光投向内地市场，“那么多人口，每人买一张唱片，就是半价我们都能挣钱”。

他开始北上。2004年，维京唱片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一次，姚谦发现员工从网上下载歌曲，十分不悦：“都做这行了，还从网络下载歌吗？”那是音乐网站版权纠纷闹得纷纷扰扰的时期，“突然有一天，大家不买你的唱片了，你发现他们在网上下载。”姚谦说，当时大部分音乐人渴望维权，“凭什么拿走我的歌，不经我同意便让人下载？”

两天后，这名员工突然约姚谦聊聊。他解释了上网下载音乐的原因，是喜欢那首歌，但买不到唱片。姚谦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复述了那名员工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因为喜欢你而惹你生气，惹你生气的原因是我没付那块唱片钱。”

“要版权还是要大家喜欢音乐”这个问题姚谦思考了一周，选择后者。“唱片死了，但音乐还在。”他跳出原来的逻辑框架，有了新的思考——唱片只是音乐的一部分，不能用唱片的景气与否来衡量音乐。

“必须跟着下一拨听音乐的人的主要习惯，调整我听音乐的方式，不能守着上一代的音乐方式。”姚谦说。

“

他一口气把从业20多年收藏的上千张唱片卖给二手唱片行，只收取象征性价格，半卖半送，以此强迫自己进入数字时代。这个过程“不需要心理建设，就是决定了”。

”

“换位思考，最重要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喜恶。”姚谦说。

他试着站在音乐网站的角度思考。“一开始觉得音乐平台侵犯了我的财产权。的确是有侵犯，因为他拿不到这些资料，在成本上也有难处。”他向公司提议，可否对音乐网站免费授权，“如果音乐网站活不下来，我们的音乐也就卖不出去了”。

5月26日，豆瓣网“我想和姚谦谈首歌”互动结束后，姚谦特地将几个问题挑出来，存在手机里。有人提起资本介入对创作的影响，问他在资本入侵的年代，音乐是否纯粹，音乐创作是否会因资本介入受阻。

“我相信音乐要蓬勃多元地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产业模式，因此我不认为资本与创作一定是冲突的。”姚谦在回答中写道，“产业中之人对两方必须保持中立和尊重的态度。我当然站在创作方的立场多一些，但我更需要警惕，创作人要尊重他方的思考和立场。”

“因为我做管理，所以不只以创作者的视角，一直站在艺术创作者的自我保护的立场看问题。”姚谦鼓励创作者不要将自己视为资本介入的受害者，“平台做得好了，我们的创作空间就存在了”。

不浪漫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从事文艺创作那种忧愁的人，认识我的人大部分都会失望。”姚谦乐呵呵地说，“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值都在这里，觉得我应该充满了各种感伤。”

“像蒋勋那样。”他补充一句，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在唱片公司做管理工作那阵子，是姚谦工作最饱和的时期。他每天早上到公司处理事务，晚上回家，用睡前时间写歌词。

那些年，他被媒体称为“笑面虎”，说他接受采访时态度柔和，但讲话谨慎。他时常笑着，看上去很好说话，但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却拎得格外清楚。牵涉其他作词者、合约艺人的问题，他要么拒绝回答，要么用“官话”敷衍过去。

“当时不敢说有很多原因，光是有200多个人的生计在你身上就够了。你说崩了，可能就都没了。”姚谦说，“200个人的生计要我负责，这句话常在脑海出现。”

那是他最巅峰的职业状态，也是他自认最不浪漫的时候。

姚谦有阅读的习惯，那几年，他大量阅读关于企业管理的技术性书籍，“读的时候也开始产生兴趣，但那些都是快速阅读。”姚谦说。

他必须顺应一些很实际的要求，修改培养歌手的方案，调整脚步，为有才华的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像我们现在，我相信很多做影视、在网上做节目的人，都面临着‘收视率不好，砍掉’的状况，以前在唱片行业也是一样。”

2000年11月，江美琪第三张专辑《悄悄话》上市前一天，姚谦的上司告诉他，由于前两张唱片连续亏损，如果这次销量再不理想，必须与歌手解约。

“我必须赶快调整脚步去解决这件事情。”17年之后，姚谦回想起此事，语气依然无法平静下来。

江美琪是姚谦签的最文艺的歌手，从个人偏好来讲，姚谦不希望与她解约。既得留下人，又要满足公司对数据的要求，这是他当时必须面对的矛盾。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评估一个艺人热度的关键指标，主要是见报率和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为了留下江美琪，姚谦频繁安排她上娱乐节目，增加曝光率。

姚谦每年的工作，是完成约5亿台币的营业额，其中60%—70%由华语唱片分担。具体到执行层面，为了达成业绩，公司必须拥有1到2名大牌艺人，“所以当时如果一个大牌艺人不跟你续约，就得赶快捧红一个，要不然就去挖角一个。”姚谦说。

履行职责的过程不文艺也不浪漫，但姚谦还是能看到自己在成长。例如，他学会阅读财务报表。“其实财务报表跟创作是有关系的。我不是说创作灵感，而是指要做多少音乐，所以得写成多少歌。”也是在那个时期，他算出自己歌词创作的“生产规模”：国语歌从听曲、下笔、校稿，全部完成需要三四天，每周大约一篇。

将创作的上限与下限数据化之后，姚谦感觉到某种自由。“因为你也不会强迫自己，做不到也不会找理由。”姚谦说，“因为你就应该是这个产量。”

土壤提供者

2005年从EMI离职后，姚谦决心不再进入唱片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这之后，他的胆子大了，“可能比较敢下决定了”，姚谦说。

他认真回想以前那些“胆小”的时刻：住在台北牯岭街时，同栋楼住着周杰伦，每天24小时有狗仔队在附近蹲点。那时姚谦“出门连穿个拖鞋都不敢”，“虽然不是专门拍我，可是也会让我对这个世界不信任”。

另一个原因是手中握着权力。权力越大胆子越小，因为许多人投来检视的目光，因为怕出错。“我永远把自己排得满满的，而且一直期待不做管理，让生活的自主性更高一点、自由一点。”真到解甲归田的时刻，姚谦短暂地有了一种悬空感。

“当你没有那些头衔的时候，有些人对你态度不太一样。”一开始，姚谦会不自觉地思考，“好久没见到那个人了”，“他讲话态度好像不太一样”。但他话锋一转，“可能他们投在你身上的期待没有了。有些人消失了，并不是势利，只是因为没有这些工作关系，自然就疏远了。”

他渐渐发现，一直追寻的自由就在其中：“现在我给人发信息，如果他在位置上，没有及时回复，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唉，真可怜，他忙成这样’。”

现在，姚谦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行程里的每件事都是他真正想做的，反而不觉得紧张。他甚至充当起为“文艺”创造现实土壤的角色，从物质和行动上，给年轻创作者提供具体的支持。

2017年年初，豆瓣邀请他开设写词课，他在一个星期内答应下来，觉得“还好有这样的平台，我们文艺的空间才存在”。

5月，姚谦担任监制的纪录片《一个人的收藏》发布，导演是他在活动中遇到的跟拍摄影师徐浩轩。纪录片完成后，姚谦自费在影院做线下推广，设置商业看板，介绍影片和主创团队。这并不是时下主流的推广方式，但他的考虑是，“这个片子被留下，这个年轻人、这组团队也许会因为做这个作品，路又宽一点。”

“

这些年，姚谦坚持购买年轻艺术家的画作。之所以在画家名不见经传时买下作品，一方面出于欣赏，另一方面也抱着鼓励年轻画家继续艺术创作的目的。他压低声音：“有时候带来最高价值回报的，反而是这些作品。”

”

浪漫的事情，姚谦说自己每天都在做。

采访和拍照地点是他选的，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处艺术空间，正举办画家章剑的作品展。提起欣赏的画家，姚谦殷勤地介绍起来：“他特别喜欢读诗，画的东西以前特别细腻，最近特别奔放，但颜色仍旧十分浪漫。”

这天早晨，姚谦选了一条不常走的路。他看到一个中年人坐在树荫下，慢悠悠地划看手机。这让他很羡慕，“这两天我一定要找个下午，去树荫下做一件事”。

他特意在餐厅的露天花园里挑了个树下的座位。

“不过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这个双子座呵呵笑着说，“刚吃饭的时候被太阳一晒，我就决定不要去树荫下了。太阳会走来走去，我眼睛都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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