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温州去做调研。说有一个人在温州苍南县鳌江边圈了一块儿地，把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自己画了一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花5万买一块地皮，允许在这块地皮上建一间房子，然后你们家门对面的半条马路要你来修。

我去调查的时候，和各项目已经忽悠了2000多人，调查完了他请我吃饭，我们就在龙港边上喝白酒。他知道我报道出去农民城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我当时说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全国发展最快，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就是在‍‍温州兴起的，他圈的那块地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个体工商户有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生产。

回去以后我把这个事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把他那句话也写进去了。这个事儿后来还得到了当时副总理的批示，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港的经验，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互联网另一半是魔鬼，抹不平山川大河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我刚刚写完《腾讯传》，对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理解。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说这个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

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信息都可以无障碍、免费的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个世界有哪些人、或者哪一种权利能真正把山川大河抹平呢？

我在北京采访过去哪儿的庄辰超，他当时跟我讲：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

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世界会怎样呢？一定会出现三件事情：

第一，一定会有一户人家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第二，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会倒闭，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第三，那么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北京、上海还是深圳？你能统治80%的在线旅游市场，那么就是你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方的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

那么你还能说世界是平的吗？

20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出了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以及攫取利润的一面。

这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吴敬琏传》，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80多岁。我问他你从一九五几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

他说1978年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你只要拼命把这个绳子解开来，手脚能够舒展开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在此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三年间完成了（这个要感谢朱镕基）。2000年中国也加入WTO了。

中国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来了，现在还全球化了。中国的商业法律即将跟国际全部接轨。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我最近在写企业史。现在是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移民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

到今天，我认为中国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着“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理念去经商，他是会被抓起来的，而且赚不到钱。

所以，到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请吴老师写一个题记，吴老师写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这个词儿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师说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首先，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要试错，要有人去付出、牺牲。不管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阶层，我们都要有好的处境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我们要改善企业的面貌，还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所有的变化我们都要去努力争取。

所以在最后，我们要理性对待变化。

三年前我提到要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特别高兴，但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也没有必要献媚年轻人。

刚才陈泽民陈总讲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那90后还很牛吗？首先要先活到70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要更理性。

如今的中国“水大鱼大”

我最近在写书，2008-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写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用两个字来形容过去的30年，叫做激荡。为什么很容易形容呢？因为那就是一个创世记，从0到1跑过来的都是英雄，没跑过来的都是狗熊。现在是从1到N。我怎么来形容2008-2017年的中国呢？

我在参加活动时问过周其仁老师，他想了片刻，给了我一个答案——“水大鱼大”。

近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超过了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我们的货币总量都大了三倍。水大鱼大，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惧。水大了以后这里面的鱼就变大了，出现了鲸鱼、鲨鱼，也出现了重大的冲突。

鱼大了，小鱼变成大鱼，鱼本身面临转型升级，鱼和鱼之间（行业之间）出现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花旗银行等，但他们未来的敌人一定不在这个名单上，很可能是那个杭州人（马云）。所以鱼的跨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所以为什么要创变呢？因为你原来的东西都是错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样，你捏得越紧，流得越快。所以必须要面临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在这场革命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企业改革要向死而生

这些年我跑了很多传统企业，有三个关键词跟大家分享：

关键词一：归零

我们每个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儿，30年来企业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来可能都会变成负资产。因此，要以一种归零的心态做事。

关键词二：不适

做企业每天都要有一种不适感，总觉得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或者有人跑得比自己快，或者别人有一种更好的模式。我写《腾讯传》用了八个字“小步迭代、试错快跑”，这是互联网的精神。就是用一种实时应对变化的心态，去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

所谓的灰度管理、生态型组织，其实都是面对不适性的企业的自我应对能力。

关键词三：必死

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拥抱创变的时代，我们要告诉自己，变化是会让我们死的。今天中国每年有100万个年轻人创业（97%的死亡率），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心去改革。

归零不是必死，我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的这些企业家朋友）面对未来的一种姿态。

我并不认为过去10年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未来10年，中国转型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慢一点。但是，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要自己负责任的人。

最后用尼采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分享——无论这个时代怎样，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上克服。

原标题：吴晓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与坏，没有必要献媚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