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肺部的问题，他咳嗽很厉害。即便如此，当他谈到中国民营企业遇到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时，声音仍不自觉的提高了许多分贝。咳嗽在那一刻不再出现，不再阻止他对民营经济呼喊。

这是他一贯的形象：声如洪钟、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像一个不屈服的斗士——呼喊，批判，但知道边界所在，他的主张和反抗充满了对政治秩序的遵守和反思。

2016年3月底，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他同远大科技创始人张跃、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等人一起参加了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参与的有关民营经济的公开论坛。他说，民营经济发展的盒子从改革开放就打开了，已经收不回去了，也不可能收回去了。

他几乎跟民营企业打了大半辈子交道。1966年，24岁的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随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并在此工作了整30年，先后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副总编辑。据人民日报资深编辑祝华新回忆，这期间他参与奏响了1977年中央拨乱反正的一枪——《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的联络讨论和打磨。

1996年，他告别新闻界，调入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家——全国工商联，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此后又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副主席等职。

他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时，恰逢中国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基本目标。而此时，中国正处于转轨的关键时期，矛盾不断，险象环生。此后的十余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这些，是中国现代商业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商业主体从原来不足10万户的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超过1000万户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占据了中国企业的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占全社会资本比例超过60%。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道阻且长。

他见证了这一变迁历程，有一些事件，他本身就是当事人。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需要观念和政策的双向改革，彻底摒弃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公平的商业环境。

他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是中央党校的同学，他自称了解李克强和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决心和理念。在他看来，改革的当务之急，则是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商业和市场的活力。

他被视为“国资委的仇人”。2013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与国资委的官员相遇。他对国资委的官员说，改革最应该改的就国资委。

他呼吁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观念的解放，国资和民资不应该对立，因为它们都是“新的公有制表现形式”。他说，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了30多年，但是产权界定还是不清晰，而且争议不断。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都反映出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很好地看待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加剧了这种担忧和分化。

他经历和见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国资民资纠结前行、对峙融合的35年历程。这期间，民营企业一路坎坷、荆棘丛生、尝过甜蜜也感受过残酷。他和顾雏军、龚家龙、兰世立、戴国芳等一批饱受争议的民营企业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当他们身陷囹圄，他为他们而奔走。他不止一次讲，不是顾雏军欠了国企，而是地方政府欠了顾雏军的。

他参与和推动了私产入宪、非公36条和新36条等一系列涉及民营企业的政策制定。但这么多年过去、这么多政策出台后，他依然有诸多不满。

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会议讲了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清除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些体制性障碍，包络清除一些隐形的壁垒。201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工商联组讨论的时候重申几个没变：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没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变，做好服务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没变。但是落实的不行。

外界对他的普遍印象是：敢言，能言，精力充沛。他曾抱怨说，有些话说说总归是有点好处的，现在有些组织、有些人，都不敢为民营企业说话了，挺让人心寒的。他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言人，也就此符号化为一门“大炮”，炮口所指，均为民企开路。

他叫保育钧。2016年5月31日凌晨，保育钧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4岁。

他曾期待看到民间投资占中国全社会投资的比例能够达到70%以上，他说，“70%是一个风向标。如果中国对一些行业的垄断不打破，民间投资占社会投资70%的目标就完不成。能否完成，更深层地反映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这是衡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指标。”

但眼下，中国出现了民间投资占比下降的罕见一幕。中国再一次为如何推动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而焦虑。保育钧没能看到民间投资占比70%目标的实现，也没能见到他想象中的国资民资一派大同世界。

两个月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会一个论坛上，保育钧生前最后一次提醒民营企业家，“要调整好心态，不能人云亦云。要想明白真正做到平等的是个遥远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平等。因为一个思想认识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价值观和制度基础上是不一样的。”

2016年5月31日，那位为民企呼喊几十年的人，走了，留下一个时代的背影。中国再无“保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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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保育钧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一年他54岁。后来他说，工作变动的跨度太大，实在难以适应。

保育钧迎来了生命中的一大转折。刚到工商联的时候，有好心的朋友对他说，工商联是个“是非之地”，左边一道坎，右边一个坑，稍不小心，就会掉进坑里或被坎儿绊倒。他的意思是，工商联处于姓社姓资的是非中心，提醒他说话要小心，不要惹事生非，授人以柄。也有朋友点拨他：“能模糊就尽可能模糊，千万不能太较真儿。”

1996年，非公有制经济还是一个敏感话题，全国工商联因为被看作是非公经济代言人，也处于漩涡中心。一向以性格直率闻名，又以性格直率而颇多波折的保育钧这次会听朋友的劝告吗？

2002年，当他离开工商联的时候，他以一本《呼唤理解》回答了朋友的劝告。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是非之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讲是非，搬弄是非。“当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地要辩一辩是非曲直，呼唤更多的人们理解民营企业。”

保育钧的生命从此与民营经济结缘。在各种场合,他自称是“民营经济的研究者”。他每年有150天都泡在下面，他喜欢到企业走走看看，跟企业家聊天，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他在各种场合宣讲民营经济，呼吁为民营经济落实公平待遇，打破垄断。

2006年，64岁的保育钧依然个性张扬，在任何时候，他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或许跟他的民族个性有关。他是蒙古族人，虽然生在南通，行事风格却有着北方民族的豪爽。在外人眼中，他还是像当年一样，是一门火力强劲的“大炮”。

但是，2006年的保育钧似乎甩不开那种无奈。2000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保育钧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长文，在这篇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可歧视的重要部分》的长文中，他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在消灭了私有经济几十年后，为什么还要发展私有经济？现在的私企业主究竟是什么人？他把这篇文章作为毕业论文送请老师和单位领导指正，结果如石沉大海，既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反面的回应。

那时候的无奈似乎现在也依然伴随着他。“有时候，我真的是很无奈啊。”不过这样的情绪在他身上似乎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转瞬即逝。

他感慨“现在为民营经济说话的人确实不多”。“现在官场上和我呼应的人太少太少了。”他说，“现在好多官员都怕我，他们觉得这个家伙老是提一些让政府作难的事情，老是说一些政府不爱听的话。企业家和我呼应的倒是很多，但是这很难变成政府部门的政策和法规啊。”

不过他依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他看来，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所以他没有选择沉默。“因为这方面的声音太小了，我不讲话，声音就更小了。”他说。

作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他的无奈还在于，2002年，他在呼唤全社会都来理解民营经济，因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非常渴望社会能够正确的理解他们，四年过去，他说，现在，是我们这些研究私营企业的人都不被理解，都需要理解。

在2002年结集的那本《呼唤理解》中，他所提到的很多问题，比如私人产权保护，打破体制性的、行政性的垄断，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所以，他说，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看起来是解决了，但是根本上还是没有解决。

“地方政府领导重视民营经济，很多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要解决税收、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民营经济，他并不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从转变增长方式，走向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这个高度来看民营经济的。”

在保育钧看来，在社会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博弈是必然的，现在的问题是，民营经济说话的机会太少了，他们的声音很难被人听到。他说，在各级政府领导视野里的企业多是大企业，解决税收，解决就业，包括公益事业，都是大企业。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经营状况不好，这是领导看不到的。这些企业，它们要求平等，反映自己意见的呼声，很多时候没有被听到。这些人都被忽略了，“他们是被忽略的大多数”。

很多人把保育钧看作民营经济的鼓吹者。不过保育钧自己说，他同样是民营企业的批评者。他说，我既替民营企业争取平等的地位，又不停地指出他们自身的问题。我从来不说民营经济好的就像一朵花。私营企业存在许多问题，不规范的事情多得很。他说：“我毫不客气，我说你们争来争去争平等而已，从来不是争特权。”

原文《保育钧：呼唤理解》

刊于《经济观察报》2006年“年终特刊”

作者：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