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道”与“术”，如果谈管理，当然有管理之道与管理之术，然而在管理上仅有道与术显然是不足的。前些年我提出了道、法、术、器，并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但依稀感觉仍然缺失了什么。因为没有刻意去想，一过多年，直至接触了禅、修了心（注意是修而不是学），再重新读了王阳明、曾国藩，深刻地感到，在道之上还有心。

道本来就高深莫测，玄之又玄，似乎至高无上了，但其实道由心生，道在心之内。之所以“道可道，非常道”，是因为此道只在你心，此道只有你深知，说不清道不明，如一种爱在心中，很难用语言表达，但它却是真实的，也是外在可感知的，最终可证实的。

因此，那个依稀缺失的东西渐渐清晰了，我的中国管理五元素是“心、道、法、术、器”。心生道、道生法、法生术、术生器，而心能一以贯之，如心道、心法、心术、心器。

首先是心志，志有多高，天有多大。有志者，事竟成。成大业者必为有大志者。其次是心性，心性是以心善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必须有与成大志相应的心性。

例如责任性，有强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例如坚韧性，有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的长期奋斗精神；例如包容性，所谓“君子和而不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成大业者必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才，麾下高手如云。

再次是身心，或曰身心灵，强大的心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作为支撑体，往往身弱则心弱，然而心也对身起作用，一颗强大的心放射出的激情亦足以使身体强壮。二者互为转化，但不可过于偏颇。身心之上还有灵，灵是精神信仰，往往因为有崇高的精神信仰，才有强大的心，因此，心灵二字往往连用。

有崇高的精神信仰，有强大的心灵，有强壮的身躯，有高远的志向，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就要有“道”。

道，首先是道路，道路是方向、是战略，方向如果错了，一切都是无用功，欲速则不达。其次是道义，《孙子兵法》中的“道天地将法”之道，就是道义，其解释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

我之所以加了“义”字，除了大义之外也含有义气之意，这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中国人如果批评某人“不义”，乃是致命的批评，所谓“不仁不义”，似乎不义比不仁更遭人唾弃。比如，梁山好汉可以不仁，但不能不义。最后是道德，那是一个团队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所谓的信条与准则，比如“孝”是否重要，等等。

是大法、治法、章法。公司大法如国家宪法一样，是总纲，是总目标、总路线、总战略、总章法、总文化的表达，例如“华为基本法”等。治法是公司治理结构，说明公司的各种责权分配和相互制约关系。

俗话说，“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在企业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失败。即使是一人拥有所有权力的民营企业，老板如果能够建立合适的治理结构约束自己、制衡自己，就能够理性决策，避免很多失误。章法是公司的重要规章制度，尤其是决策机制、用人机制、财务制度。

术是方法和技巧。在操作和执行的过程中是一定要有方法和技巧的。在不同行业，在企业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下，方法和技巧又是不同的，正如“甲之良药，乙之砒霜”。

术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治人之术，二是理事之术，三是疏流之术。

治人之术是管理人的技巧和方法，很多领导者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对如何与人打交道没有任何经验和技巧，只是凭本色行事，还自诩“真”。殊不知“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理事之术是对事和物的管理，这时是所谓的对事不对人。例如对财的管理，对物的管理，对生产制造过程的管理，等等。

疏流之术是指对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接口和分工合作之间的梳理。它已经不是“流”或者“链”了，而是网或者立体的网，进而发展到是一个生态圈，包括与外部各种关系的接口与相互作用。

器是工具和硬件，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也可分三类：硬器、软器、仪器。

硬器是指硬实力的展示。企业实力不是管理，但是善不善于展示企业实力是管理，是造“势”，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威慑”，就是硬实力和决心的展示。但它是以“大楼”和先进技术产品为后盾的，而不是诸葛亮的空城计。

软器是指把管理之术工具化、软件化，从而不依赖于某个人或某些人。例如人力资源考评软件、客户关系管理软件（CRM），等等。

仪器是指固定的、固化的企业仪式和工作仪式，其带有文化含义，但也是一种固化的东西。例如结婚不仅仅是领张证，还要办婚礼，而婚礼有一套固定的规格和仪式。

心、道、法、术、器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是有系统、有逻辑的。我们到企业里调查咨询时经常看到企业的规章制度与企业文化理念是不一致的。

心、道、法、术、器本身是一条流、是一张网，甚至是一个生态圈，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圈。每个要素里面列举三点仅仅是说明，每个企业的性质、发展阶段、所在地不一样，其变化也可以不一样。西方的东西往往抠得太死太细，其应用的边界条件必然就很严格，应用空间相对就比较小。中国的东西博大精深，往往又太抽象。

王阳明晚年把阳明心学总结成三点：一是心即理，二是知行合一，三是致良知。看起来很大很玄，但的确有用，世世代代培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但中国的“心学”“道学”“理学”一般缺乏具象的法、术、器，因而普通人不容易学，因此更不容易大范围应用。故我等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们和实践者们应该摸索出一套既玄奥又易用的东西。

与同道们共勉之。

何志毅：曾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北大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何志毅教授的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文化，中华商业文明、企业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