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之翼(Germanwings)从巴塞罗那飞往杜塞尔多夫的4U9525航班上，机长上午10：30离开驾驶舱——可能要去洗手间。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比茨(Andreas Lubitz)随后把他锁在门外，并将飞行高度仪设为最低限——100英尺。随后的10分钟，卢比茨一人操纵飞机，而其他机组人员在外面疯狂地砸着驾驶舱门。最终，卢比茨驾驶飞机撞毁在法国一处山区，机上150人全部遇难。我们现在得知，卢比茨曾在网上搜索自杀方法以及飞机驾驶舱门的安全性。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Lufthansa)曾两次因为他的抑郁症拒绝更新他的医学证明。

人类从未停止自相残杀，然而，卢比茨造成的事故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梦魇。3月24日的德国之翼航班空难一周年纪念日提醒我们，西方人如今面临的最大恐惧是人为因素：谋杀与战争，从卢比茨、ISIS到特朗普(Trump)的一切因素。与其说这是因为人类变得比以前更具致命性，不如说这是因为造成人类提前结束生命的其他原因——疾病与意外——已经变得不那么致命。

几乎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充斥着传染性疾病、意外和暴力。1900年代初，在曼彻斯特，我的祖父母那一辈有两人因猩红热年幼夭折。我的曾祖那一辈有一人（男）死于列车事故。我的祖父母那一辈还有一人（女）在被一根鱼刺噎住后丧命。我的祖父196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被谋杀。

如今，在发达国家，上述几种死亡方式中只有谋杀还在以一定频率出现。富裕国家几乎已经消灭了传染性疾病，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在这些国家也已十分罕见。“曾有一度，飞机因窗框上的细小裂隙而在空中解体。于是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英国科技创业者史蒂夫•科斯特(Steve Coast)在一篇评论卢比茨事件的博客中写道，“曾有一度，飞机因机门向外开而坠毁。于是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飞机曾因尿液腐蚀而坠毁，于是，我们用密封的塑料厕所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类似的改进一直在减少西方国家死于汽车事故的人数。

如今，富裕国家甚至正在设法对付癌症和心脏病。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表示，美国的癌症死亡率1991年达到峰值215.1/10万人，之后降至2012年的166.4/10万人。这还是在新的免疫治疗药物出现之前，这些新药被认为是几十年抗癌进程中最令人激动的突破。的确，多数西方人仍死于癌症或心脏病，但这如今通常发生在70岁之后。

随着富裕国控制住疾病和意外事故，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担忧？科斯特的回答是：“离奇事件”，换句话说就是，人为因素。这种变化的最好例证是：2014年，美国死于枪口下的人数60年来首次大约与死于车祸人数持平。

就连人类自身也正变得越来越不致命。欧洲的凶杀率大约处于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数据显示，2014年，死于持械冲突的人数25年来首次超过了10万，但仍“远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更不用说再以前）。

但如今，许多此类杀戮都发生在欧洲家门口，而且我们可以立刻获悉。（相比之下，纳粹大屠杀、孟加拉饥荒、乌克兰饥荒以及中国的大跃进都发生在镜头之外，几乎处于保密状态。）如今，你可以在YouTube上几乎实时地看到人们遭到杀害，但却看不见许多关于免疫治疗药物的电视新闻报道。在一个正常预期寿命超过80岁的时代，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某个混蛋谋杀尤其令人恼火。如今我们对风险的偏好，比儿童经常死于麻疹的时代降低了。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人为因素如此困扰我们。需要担忧的事项就像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任务：当一项任务被划掉后，我们的关注点就集中在了剩下的那些上面。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集中营被解放后，曾经被关押的囚犯不再需要担心杀戮，但他们发现了新的焦虑点。他解释说：“如果造成压力的最直接原因不在了，你会痛苦而惊奇地发现还有下一项原因在等着；实际上，还会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等着。”今天，对许多西方人造成压力的最直接原因是人为因素。

当我们的先辈面对疾病或意外时，他们往往或是选择默默忍受，或是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没有多少别的选择。但是人类的暴力激起了愤怒，要求政府有所行动。我们觉得，如果医生可以治愈白血病，那么政府一定能阻止一伙人开车闯到巴黎并枪杀130人。

人为因素可能不会在担忧事项榜单之首待太久。几十年后，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失控的机器人，但更有可能来自气候变化。

译者/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