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去，地处郊区的这幢钢混结构的摩天大楼与成都城里其他地方的建筑没什么差别。但一些小细节很吸引眼球——墙上是艺术造型的喷漆涂鸦，室外步道装饰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招贴画。

这里的办公室充满了硅谷(Silicon Valley)气息，随处可见的是豆袋椅、Nerf智能篮球框和墙上挂着的电吉他。

大楼已经入驻了110家互联网初创企业，它们的项目很幸运地被“初创企业孵化器”选中，成为天府软件园创业场的一部分。它们可以享受免费的办公空间、免费的工程师招聘服务，还有其它一切支持，甚至连楼下的“灵感”咖啡厅也获得政府补贴，那里的卡布奇诺咖啡只要0.6美元，而在同一条街上的星巴克(Starbucks)要5美元。

天府软件园的管理方透露，他们每年向起步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1亿元人民币（合1540万美元）的补贴，总补贴额共计10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几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才是高科技创新中心，成都想改变这种观念，天府软件园正是当地政府这一努力的主打项目。

相比之下，中国内陆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低端制造中心，同时也是农民工来源地。而成都市政府正试图改变这一观念——通过大规模投入将这个以熊猫和辣味火锅闻名的城市打造成新的硅谷。

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说，许多中国巨型城市——比如成都——之所以要急着创新，主要是因为它们想推动本地经济朝着价值链上游移动。外国人通常将中国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但华强森说，“哈尔滨与海南之间的区别就像赫尔辛基与雅典一样大。每一个中国巨型城市的经济都开始像一个小国家一样。”

考虑到这些城市的规模以及它们之间明显的差异，“我认为中国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15到20个硅谷”，他说。

成都对投资者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这里的低工资。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Chengdu Investment Promotion Commission)副主任陈兵说，成都的平均工资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至三分之二。该委员会是一家为在蓉投资企业提供补贴的机构。

低工资已经吸引了高科技制造企业的落户。成都市政府宣称，苹果(Apple)代工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在成都制造了全球一半的iPad——尽管富士康拒绝对此置评。市政府还表示，由于工资相对较低，英特尔(Intel)半数的笔记本电脑芯片也是当地制造的。但英特尔只是称“相当大一部分”芯片在成都生产。

富士康等高科技代工制造商的落户也吸引了发明者前来成都。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Chengdu Raja New Energy Automobile)的目标是成为“货车中的特斯拉(Tesla)”，公司副总经理范永军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把总部设在成都，除了丰厚的补贴（如免租金）外，该公司更希望能够“靠近代工制造企业”，也就是那些汽车配件制造商。

虽然有额外补贴，但许多人认为单靠政府支持无法改变低收入城市的现状。“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人才，”位于上海的风险投资集团启明创投(Qiming)的甘剑平(JP Gan)说，“大多数人才还是在上海、北京和深圳，杭州的人才也在增多。”在甘剑平投资的100多家公司中，只有两三家位于成都。

天府软件园的成功案例之一是“相机360”(Camera 360)——一款智能手机自拍应用。这款应用去年在中国大获成功后，该公司仍继续留在成都。在中国，这款应用的“美颜”功能十分受欢迎（也引起争议），它可以为自拍照以及其他相片进行修饰。

但投资互联网初创企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失败率很高。陈兵说，他们主要是提供办公场地补贴，以换取企业承诺在实现盈利后继续留在成都。

天府软件园创业场的墙上列出了六个互联网应用创业成功的案例，相机360就是其中之一。但失败者更是为数众多。陈兵说他无法具体给出失败率。“我们必须容忍失败，因为这是商业的一部分。有些企业会失败，”他说。

另一家上海风险投资公司戈壁合伙人(Gobi Partners)的约翰•兰德斯(John Landers)认为，低生活成本对于早期科技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应被低估。他说：“多数处于种子阶段的公司只能开出最多5000元人民币的月薪。而在成都这样的地方，靠这点工资就够生活了。”

正是这一点吸引了Llama首席执行官刘贤深。Llama是一款APP，它的目标是将视频编辑与客户在线联系起来。“这里便宜好多，”刘贤深说，“对于互联网而言，在哪里真的不重要。”刘贤深的老家在山东，他在美国当过几年会计，后来回国创业。“北京对我来说太疯狂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