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新京报就有评论称，“中国需要一场大幅减税”。文章指出，中国的企业税负处于偏高水平，加上隐性税收，社保支出，企业负担非常沉重。

税收和支出持续增长，这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企业扛不住高税负，这不代表它就缺乏效率。长期竞争的行业环境下，存活下来的企业竞争力都差不多，平均利润率也不太高。重税只是一阵胡乱通杀，逃税漏税者生存，本分守法的商人被赶出市场。税收往往起到逆淘汰作用，很多国企缺乏市场竞争力，常年负债，却能经常性获得补贴和贷款，它们对税收增长并没有深刻痛感。私营企业则很容易被税收逼死。

这种静悄悄的国进民退一旦成为大势，整个经济环境势必恶化。

目前中国需要一场全面大幅的减税改革，刺激私营企业恢复活力。一些不必要的政府项目应该停止，冗余人员裁撤，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缓和赤字压力。即便一些支出暂时无法削减，也不应谋求增税解决。增加城市土地出让，售卖低效国企，减少对企业补贴，削减一些过度的社会福利，这些都是维持收支平衡的正确手段。政府开支若是无底洞，其代价是税收不断攀升。这些弊病在欧洲已经上演。

“小政府，大市场”是1990年代被广泛宣传的口号，现在却在饱经批判，很多人开始拥抱“强政府”。强政府是有代价的，高税收就是第一个不可承受的后果。简政放权，刺激经济，应从税收问题上开始解决。

如果减税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

民生研究院执行院长、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管清友直言，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近日表示，2015年全球面临危机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除了要反思原因，制定针对需求方和供给方的综合政策，坚持稳增长和促改革的辩证统一外，还应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经济学理念，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财政或有进一步扩张，赤字率红线或可调整。

“积极财政”该如何真正“积极”起来？

眼观当下，财政政策的反思，其实就是要让“积极财政”真正“积极”起来。应当如何为之？目前，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还不够“积极”，其根源在于财税体制的束缚。

财税体制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钱又花不出去。缺钱是因为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对财政赤字率容忍度较低，钱花不出去是因为中央地方之间财政关系没捋顺，地方政府自由度较低，没有积极性去花钱。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私人部门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中公共部门应该加杠杆对冲，是所谓逆周期调节。但目前来看，积极财政一点都不积极，未来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速才6.6%，而财政收入的增速仍有7.6%。2014年的财政赤字率仅为2.1%，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们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

①  扩大政府发债规模

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不管是特别国债还是专项债，都是由中央作为加杠杆主体把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要么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比如1998年8月向四大国有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要么直接用于公共投资（比如财政部于1998年9月面向四大行发行了1000亿、年利率5.5%的10年期国债，专项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是刺激宽货币向宽信用扩张的有效方式。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央可以先发行专项国债，对接一些需要中央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交通、水利、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今年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发挥了专项国债的作用，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工具，继续扩大规模。

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堵完歪门之后必须开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且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应当适度扩大规模，用于一些有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大部分地方债用来置换存量，除了3.2万亿的地方置换债，2015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债额度仅有6000亿，而美国一年的市政债规模接近2万亿，下一步应该放出更多的地方债用于增量项目建设。

当然，配套改革必须同时推进，比如，必须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尽快编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退一步讲，如果配套改革推进较慢，可以继续由中央代发。

②  大规模减税

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此外，减税和其他财政刺激一样，可以扩张总需求：第一，减税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第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而劳动、资本与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会总产出。第三，从需求端看，减税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1981年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里根总统的减税行动开始，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行动。

里根减税行动主要包括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新设备投资：（1）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82年的0.86%快速上涨至1983年的3.54%；（2）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过的速度。1984年美国GNP增长率为6.8%，为1954年以来最高增速。

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亟需改革。

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1）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

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其最高税率为56.6%。中国最高税率为45%，与美国持平但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过高税率对高收入人群形成了逆向激励。《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美国最高边际税率由70%一次性降至50%，1987年再次下调至38%，1988年又降至33%。据统计中等收入纳税人平均税率降低了1/3，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2）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收。

间接税不由纳税义务人实际承担，被转嫁至最终消费者，在转嫁环节中易重复征收。此外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过高比例的间接税无形中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尽管近年来间接税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位置，2013年间接税比例为62%，高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增加直接税比重是税收改革的方向之一。

（3）个人所得税指数化。

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在2011年确立，通货膨胀使得在非指数化税收体系下，纳税人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进入更高纳税阶层，实际税收负担加重。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经济复兴法案》对美国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指数化，按每年物价指数的涨幅，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扣除额与所适用税率。

（4）加速固定资产折旧。

新兴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在国内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过长的固定资产摊销周期增加了企业初期税赋压力，不利于企业成长。对于新兴行业，应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美国《经济复兴法案》采用了实行折旧补贴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快速摊销成本，确定的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与15年，是美国历史上折旧年限最短的折旧方法，如厂房建筑折旧期由32-42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15年缩短至5年，汽车折旧期缩短为仅3年。

（5）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

现行税收制度将收入按来源不同分11类，并按相应的扣减额与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未来税制改革方向应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并将纳税人的按揭贷款、赡养抚养等家庭负担计入抵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