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中国在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刻失去了10到15年的高增长期。由于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推动力急剧下降，与日韩台进行有关数据比较，是未富先老，未老先衰。

著有《大国危途》的刘忠良在五六年前描绘了中国人口危机的进程——超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口快速减少且老龄化快速发展，大城市抽吸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中小城市和农村进一步失去希望，最后年轻人口都涌入特大城市，在高生活压力下继续超低生育率，导致超低生育率危机无可救药。

河南、四川等省份人口流血又割肉

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180万。不过，东北并不是最惨的，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是河南和四川。河南省2010年人口净流出1032万，2013年人口净流出上升到1191万。四川省2010年人口净流出959万，2013年人口净流出上升到1026万。估计目前河南、四川的人口流失之和基本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

2010年时，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181，这就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45%以上、两代减少70%，超恐怖的人口崩溃！先减少的是孩子，接着便是减少年轻人口。比如，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8年大学年龄(18～22岁)人口将只有2008年的55.6%，10年将近减少一半，三四流大学将在中小学倒闭潮之后也将面临生存危机！

2010年人口普查时，河南的总和生育率是1.301，这意味着人口每过一代减少40%、两代减少64%。2010年四川总和生育率是1.075，这意味着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以上、两代减少75%以上。

河南是中部最大的农业大省，四川是西部最大的农业大省，生育率都是属于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水平，同时人口流失最严重、也是流失速度极快的省。这就意味着，随东北三省之后，下一波倒霉的省就是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了。

超低生育率外加人口流失将面临“发展的破产”

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1993年就步入了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如果没有至少1100万以上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外来人口，上海已经是一个人口负增长的、超级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

根据社保部门的数据估算得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已经接近3000万，而2014年北京户籍人口不过才1333万。如果没有比“老北京”还多的外来年轻人口，北京既没有发展也没有竞争力。

试想想，20年之后，即2035年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1949年出生的人口已经步入死亡狂潮，人口已经快速负增长。虽然大城市可能还算不太老，问题是，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尤其是农村呢？恐怕只能做大城市的“养老院”了。

20年之后，河南、四川等省份，除了少数大中城市之外，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年轻人口所剩无几，人口自然快速减少外加年轻人口超级流失，还谈什么发展？基本上说已经被发展判了死刑，或者说是“发展的破产”！

计划生育是经济下行不可忽视的原因？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天勇研究所发现一些深层次问题、因果关系、规律和趋势，如下：

1、人口再生产的政府计划集中决策和市场机制对人口生育的调节，双重力量叠加，导致人口下行转型过急，形成巨大的人口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陷阱。

人口生育和增长的调节，有各种自然因素自动调节机制和政府集中决策和控制两种。中国在20世纪的50到70年代中，经济上实行了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在人口再生产方面，则是家庭自主决策；而在70年代末向商品和市场经济迈进，实行市场分散调节时，对人的再生产却实行了计划调节。

2、中国在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刻失去了10到15年的高增长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由于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推动力急剧下降，发展的动力急剧弱化。

与日韩台进行有关数据比较，是未富先老，未老先衰。

3、计划生育有计划而无比例。由于伦理，计划生育只能计划新出生人口的增长，而无法调节各年龄人口的比例。

人口结构中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包括乘数和加速原理，影响到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而人口的老龄化，则引起一系列严峻的如国家负债恶化、工作效率下降、创新能力弱化等更加远期和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4、在人口增长变化波动较大时，20年前的人口增长变化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变动，高度正相关。

因为，人口出生20年后，要进入劳动年龄，要购租住房，置办汽车、家具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等，有收入要消费，强劲推动经济增长上行；反之，则使经济增长趋于下行。通过对中国1974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变动数据与1994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竟然高度相关。

正视人口危机刻不容缓！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还有十多年8％增长的潜力，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预测2050年中国GDP将是美国的3倍。

我对此有不同意见，因为要看中国的人口结构。

他们那时还年轻

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21岁、21岁，而美国这三年的中位年龄分别为30岁、29岁、29岁。但日本的中位年龄在1967年开始超过美国，1992年达到38.5岁，而美国此时仅33.4岁；2014年日本46.4岁，美国37.6岁。

从1992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速低于美国，2014年人均收入降到美国的71％。1947年－2014年，随着与美国的中位年龄差从比美国小8岁到比美国大8.8岁，日本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速差也由1947年－1966年的年均5.63％下降到1971年－1990年的年均1.15％、1995年－2014年的年均负0.65％。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强相关。

台湾地区、韩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差也随着中位年龄差的缩小而缩小。韩国、台湾地区的中位年龄分别在2009年、2010年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也趋近于美国，预计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22年前后停涨回落。

振兴经济与人口相关

1979年后，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而美国那时是30岁。2008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比美国年轻2.2岁，此后20岁－64岁总劳动力也只会增长7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开始超过美国，在2030年、2050年将达到45岁、55岁。采用日本与美国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差的相关性，可推算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将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

这还可以用另外一个人口学参数进行佐证。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代表经济活力。日本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在1992年开始低于美国了。中国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2035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可能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

美国的中位年龄上升平缓，经济前景相对较好。美国的人口将从2015年的3.25亿增加到2050年的4.0亿；而中国大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人口也将在2023年前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只有约11.9亿。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1990年-2000年生育率从2.3降至1.22，奠定了中国今后长期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2014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3.4％；依照上述人均GDP增长率推算，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33年达到55％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5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现值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9.5％、世界的13.3％；依照上述总GDP增长率推算，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29年达到86％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67％。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3倍。

正视人口危机

日本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60年的3.2％提高到1994年的17.5％；但随着日本年龄结构的老化，经济占全球比例回落到2014年的5.9％，还将继续下降。世界的中位年龄在2015年还不到30岁，到2050年也只有36岁，因此今后世界经济还将平稳增长。

世界银行认为2005年－2014年世界GDP年均增长2.5％，而IMF认为年均增长了3.9％。如果今后世界GDP年均增长3.9％，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将在2024年达到15.6％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7.4％；如果今后世界GDP年均增长2.5％，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将在2028年达到18.3％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1％。

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可通过产业升级，用“中国智造”护驾“中国制造”。其实“制造”和“智造”都依赖年轻的体力和智力。年轻人跳得高（经济增速高），也转得快（产业转型、升级快）；而老年人不但跳不高，转身也可能会闪腰。中国东北喊了这么多年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没有转过来，反而率先出现经济衰退，因为东北的老年化程度最严峻。

德国、日本在“智造”和“制造”上做的相当不错，2012年还有28％、2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而希腊、英国只有17％、19％。但由于年轻劳动力减少，德国、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员工年龄结构不断老化；两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1991年的19.4％、9.9％降到2013年的7.8％、6.3％。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像年龄与疾病一样。年轻人机体修复能力强，发病率低，但也会有人病亡。老年人修复能力弱，但如果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会降低发病率、延长寿命。根据年龄只能推测人群的发病率，不能推测具体某人在何年会得什么病；根据人口结构也只能预测经济的大概率宏观趋势，不能预测经济的细节。但如果生育率不能提升，“病情”不会好转，“神医”倒是会不断增加，甚至将“病急乱投医”的经济拖入深渊。

中国要振兴经济，要更换经济跑道、调整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果断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有效提升生育。只有“人口制造业”复兴，才可能让“物质制造业”走出衰退。

本文作者易富贤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