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6岁的任正非的心底，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留给他的最深刻的画面，是每天早上母亲塞在他手中的一块玉米饼，而这是“从父母和弟妹口中抠出来的”；每到月末几天，母亲四处去向他人借两三元人民币，以度九口之家断顿的饥荒；两三人合盖一床被子，而被单下面是稻草；大热天从没穿过衬衣，总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因为家中没有换季的衣服……

有学者以观察而非实证的判断，得出假定性结论：饥饿带来的心理创伤，使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对“短缺”恐惧，而当这种恐惧或焦虑遇到释放的机会，便会衍生出普遍的贪婪，对具象的财富、抽象的权力、功名心等的超限的渴望。

任正非无疑是贪婪的。2007的某一天，当他在听取日本代表处代表阎立大汇报代表处业绩时，颇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听这些，我要的是整个世界！”对任正非来说，巨大的贪婪心仅是其个性特质的一极，与之对冲乃至于对立的另一极则是：对个人和整个组织欲望的节制，或者共享。华为的劳动者普遍持股制、“深淘滩，低作堰”的经营与管理理念、与友商共建全球商业生态平衡的竞争合作观等，无不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理性认知与把控。

“最大的自私是无私”，这是任正非20多年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皆有私，人皆有贪欲，愈是生命张力强悍、饥饿感强烈的人群愈是如此。但是，要想成就更具使命感的“大私”，就更需要自我对欲望的节制与平衡：分财则众人共创财富，财富则有持续滚动的增量；分权则人尽其能，权力则会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而即使是功名心，任正非也经常将某个自己的观点的“发明权”硬生生地转嫁予某个同僚或部属——“我要的是成功，面子是虚的，不能当饭吃”“面子是给狗吃的”。

“活下去”是华为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它曾经最低和最高的组织纲领；“活下去”的唯一法宝是奋斗与进取，是血与泪的付出。而“一起活下去”，与员工、客户、竞争对手一起共存共荣、共同分享和共同发展则是长期“活下去”的必要前提。如果客户被“竭泽而渔”并走向衰落，华为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员工不能从公司发展中充分分享成果，利益大幅倾斜于股东和少数管理层，公司能持续、健康地“活下去”吗？而缺失了竞争，对行业既是灾难，对独霸天下的唯一“王者”来说，也预示着从巅峰走向深渊：恐龙是如何走向灭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