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于清华科技园发表题为“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的演讲，现场听众满座，互动积极。许小年从凯恩斯主义的涵义、实质、后人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解等方面进行解读，并结合现实问题与听众进行了良好的互动问答。根据讲座内容，本文对许小年的观点加以整理，报道来自经济学界的不同声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许小年认为，被我们一直奉行为不二法则的凯恩斯主义，其内在逻辑实际上具有不一致性。其只求目的不问缘由的调控疗法，以及盲目相信政府脱离了投资冲动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缺陷。

凯恩斯主义者的误区

在应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也就无法带动生产，促进就业。许小年认为，经济运行中并不存在人们所说的“需求不足”的问题，谈论“需求不足”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存在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后人对凯恩斯的误解之一是用“需求”代替了“有效需求”。而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不足。央行印发过量的钞票、股市发行股票，并不能产生财富，也就不能真正的带动有效需求。在投资不足的时候，传统的做法是刺激消费，许小年对此提出了质疑：消费是能鼓励的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口袋不足”，许小年说。

凯恩斯并未触及经济增长的问题，只是在力促缩小潜在GDP增长与之前的差距，但是现在的很多经济学家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当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后人对凯恩斯的另一误解就在于用宏观政策来控制经济的增长。潜在GDP与实际的GDP并不同。实际GDP的增长呈现在坐标轴上，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的波浪线。

许小年认为，人们不问原因地在这条波浪线上“削峰填谷”，以求平稳：经济萧条了就“蒸桑拿”;经济过热了就“冷水浴”。这种“目的疗法”虽能短时见效，却忽视了对经济波动根本原因的研究与把控。许小年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可取。政府能不能消除头疼?答案是消除不了。政府的政策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

原因是，就算存在这么一个震荡波，政府想把这个震荡波的波峰削掉，想把这个波谷填平，前提是政府要对这个波有很准确的预测，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上使用正确的力度，推出正确的政策来调整，才能把它削平。如果时间、力度选择不对，工具选择不对，有可能放大这个波的幅度。宏观经济的伪科学就在于政府能不能在实践中这么精确地，这么有预见性地操作宏观政策，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否则经济大起的背后跟着的就是大落。

宏观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周期的波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看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许小年在近日列举美国五大湖区工业集群的例子来阐述过于奉行这种疗法而带来的弊端。美国政府在五大湖区铁路投资高峰期间觉得经济势头过热，于是遵行凯恩斯主义对其进行了抑制，结果使得投资在下一个技术革新到来之前失去了方向。许小年还提到，中国目前产能过剩，根源也是由于太过信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不仅提倡政府干预经济，而且特别澄清政府干预是可以实现“自我支付”的，并不会造成过于负担的财政赤字。坚信政府可以通过发债弥补部分财政赤字是凯恩斯主义一大缺陷，同时也是连凯恩斯本人都未察觉到的逻辑矛盾之处。许小年认为，这样通过发债、扩大税基并以此弥补赤字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向后代借钱。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除了会发生代际转移，在伦理层面更是会涉及社会公平等命题。在这场现代与下一代的对话中，充满着不对等性：下一代没有声音、没有代表，甚至可能还没有出生。

“动物精神”与“人类精神”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上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许小年指出，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而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

众所周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许小年认为，政府调控机构的组成者、决策者也是人，而人自身就是有“动物精神”的，政府的调控从根本上也难以逃脱“动物精神”的魔咒，所以，如果调控不能最为精准，一旦出现偏差就会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所谓宏观调控并不科学。

“浪费了一次危机”

许小年直言，“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有个断崖式的下跌，虽然是外部冲击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我们能利用2008年那个时机，在经济下跌的过程中，忍受痛苦，进行结构调整，就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于是浪费了一次衰退，浪费了一次极好的调整机会。

如果没有当初的“4万亿”，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困难，许小年说，2009年“4万亿”执行的结果，使本来已严重的结构失衡更加地恶化，这表现在很多的传统制造业部门那时产能已经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急需更新换代。然而政府的巨量投资，又使这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技术和产品得以苟延残喘，甚至继续扩张一直到今天。原来经济中的内在的增长动力减弱了，这个时候需要增强它的体质，我们非但没有消除导致虚弱的内部结构性弊病，反而是给它注射“强心针”，让落后产能继续膨胀。

最近许小年同样提到了落后产能的问题，他说，民营钢铁厂很多，产能落后，现在全国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在11亿-12亿吨，而全国的消费只有6亿-7亿吨，也就是说钢铁产能过剩30%-40%。这些过剩产能没有消除之前，钢价不会反弹，各家都在产能的压力下，低价在市场上销售钢铁。低价销售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利润，一些钢铁公司是靠着政府的救济在活着，其实早就应该倒掉了。它们不倒，那些效益高的钢铁公司也没有办法正常经营，因为价格被压的太低了。钢铁行业是传统制造业的一个代表，我们用新的产能泡沫去掩盖旧的产能泡沫，结果致使泡沫越来越大。

许小年说，经济形势不好反而能够倒逼改革，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微观层面上政策的变化、监管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市场机会。最近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较好的改革政策。

“我喜欢熊市，不喜欢牛市，为什么?因为在牛市中，资产的价格都被高估，只有在熊市中，资产的公允价值才能够在市场上出现，就像巴菲特喜欢熊市一样。所以不要害怕经济的下行和经济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商业机会。”许小年在近期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