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不但没有获得被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且其调节经济的作用亦无用武之地。这与西方国家“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仅仅有分配财富的权力”的理念截然不同。令人唏嘘的是，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未反思为何从不给予中国商人一个正当地位。

在中国教科书中被称作“无恶不作、淌着鲜血”的资本，在西方的论述中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这可能可以从一个维度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志不在此，它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这并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小气度，而是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大积淀。先不论这种积淀的好坏是非，但正是这样的积淀决定了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在资本状态下的最大区别，也构成了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在资本意义上的分水岭。

虽然中国民间的自由贸易非常发达，但是国家却牢牢把控着产业的顶层。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想要赚钱，一定要精准定位自己与政治的关系，但与政治的关系又容易使自己陷入险境，这就是在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因果互辅，寻租空间、官商勾结及缺乏契约精神的政府又使特许经营更加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国特色商业环境。中国特色的商业环境又造就了商人的经典型生存，以求在诡谲莫测的洪波中顺势而起且保长盛，而长盛却与环境相悖。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中国商人通过贿赂官员或者培养自己的子孙投身政治，从而获得政治的“保护伞”。因此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商人始终不曾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

以末聚财，用本守之——商人从事工商业积累财富，然后购买土地以保住财富。土地随之成为避险性投资，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了类货币性质。

奢侈斗富，不过三代——由于特许经营权的不确定性，中国商人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投放在消费领域以获取现世享乐。

于是商人不但没有获得被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且其调节经济的作用亦无用武之地。这与西方国家“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仅仅有分配财富的权力”的理念截然不同。令人唏嘘的是，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未反思为何从不给予中国商人一个正当地位。

今天，中国已然步入现代文明，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典却不正常的中国式商业环境仍然继续沿袭。在当下这一中国私人资本集团最为蓬勃的历史点，商人仍然缺少阶层认同感，国家仍然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商人如何在现代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获得并保全自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