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这个逻辑很简单，对一些人来说，晚睡晚起才身体好，身体好才能工作学习好。但这个世界总是在忽略差异性。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早起有益。诸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早睡身体好”之类的金玉良言不仅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有一定的道德说教力：早睡早起的人是可敬而且富有成效的，晚睡晚起则是堕落和懒惰的表现。

不过，现有的一股思潮认为，有关“早睡早起”的这些宣传，不仅错误，甚至还适得其反。有关人体生物钟的一些研究——即所谓时间生物学——表明，不同的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睡眠模式，因而一天之中效率最高的时间段也因人而异。

所以，虽然有些人的的确确是在早上效率最高，但许多人却是在晚些时候才会进入最佳状态。

时间生物学家们划分出情形迥异的两类人：

A类人每天早早起床，即便是在周末；

B类则需要在周末睡得更久以便消除他们在工作日里积攒起来的“社会时差”（social jet lag）——即他们个人自然生物钟与社会规范生物钟二者之差——这个术语由德国时间生物学家提尔·罗内伯格（Till Roenneberg）在其著作《内在时间》（Internal Time）中提出并广为流传。

人体内部生物钟方面的研究，其意义非同小可。首先，研究认为我们现在通行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是过时的，它所体现和适应的是农业生产（“闻鸡而作，日落而息”）而非当今的全球化知识经济。告别耕作，大多数人在室内工作生活，感觉不到太阳落山，于是我们的生物钟变得越来越晚。

其次，它意味着向所有人推行同一套作息时间制度，对于那些上午不在最佳状态的人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公平。罗内伯格教授指出，“社会时差”症状严重的人抽烟、饮酒、咖啡因上瘾、肥胖的可能性大得多。

最后，从积极的方面说，如果我们在操作上能区别对待、灵活一些的话，或许可以大大提高人们整体的工作效率。

“早睡早起”的规范对于孩子们也许害处最大，因为B类人在年幼时发病率最高。

美国肯塔基大学在一项最新研究中，通过比较上课时间不同的小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发现学校上课时间早的孩子们成绩明显比学校上课时间晚的差。而海德堡大学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在一天当中的晚些时候，学生们的考试成绩更佳。

尝试采用不同上课时间的一些丹麦学校，见证了相似的结果。例如，Vorbasse小学对七、八、九各年级实行弹性时间制，对于某些课程，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物钟类型选择在上午8点到10点上，或者选择下午2点到4点的。一年后，各年级的平均成绩由原来的6.1提高到了6.7（12分制）。同样，Ungdomshoejskole中学将开始上学的时间灵活浮动在上午8点半至10点之间，这样学生们的头脑更加灵敏而且乐于学习，让老师们必需额外地准备更多授课材料。

丹麦的工作与生活咨询师Camilla Kring认为，受益的不单单是学生。身为该专业博士的Kring，采访过就读于Frederiksberg学校的孩子们的父母，他们当中许多声称孩子们在学习上更加容易应付了，而这正是由于Frederiksberg学校实行的上课时间“双规制”——上午8点到下午1点，以及上午9点到下午2点；前者在上午8点至9点间进行强化教学，而后者则在下午1点至2点间。

“为了能够在8点准时上学，父母们每天一大清早就把孩子们从被窝里叫起来，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他们每天和孩子发生摩擦，结果只会积累亲子间的不愉快。”Kring说道，“且把上学时间延缓一些，让孩子们自行在8点钟起床9点上学，这样的话摩擦自然会少很多。”

丹麦很多孩子是骑单车上学，出于交通安全方面的考虑，Kring还认为，推迟上学时间能够缓解交通压力、提高路况安全系数。

推而广之，Kring说到，如果我们能多加重视人体的生理节奏并因此灵活调整工作时间，我们有望提高自身幸福感以及经济产能。“要是能够给A、B两类人设计适合各自的工作时间制度，那么我们就能获得巨大的生产能力，”她说，“要想在公司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你就必需拥有一个更加个人化的工作与生活计划，并且获得社会对于多元化工作方式的认同。”

Kring目前正与AbbVie制药公司等企业合作鉴定职工们的生物钟类型，她说这对于不同时区的用工方法颇有指导意义。比如说，欧洲企业可以雇用A类型的人负责多在早上开展的亚洲事务，晚些时候进行的美洲事务则让B类人来负责。

“人的许多有关生活质量的内在因素是有节奏性的，然而我们目前的所作所为却反倒是要人们不去听从自己的身体。”Kring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