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为什么是腾讯？吴晓波带着这个问题写了《腾讯传》。本文是这本书的前言。

“世上尚未发生过任何总结性的事情，也无人说过针对世界、或关于世界的最终总结。这世界是开放自由的，所有一切仍有待于将来，而且永远如此。”——巴赫金  

“我们一起来摇，一二三，摇！”南方深秋的空气中发出了来复枪上膛的声音，咔嚓、咔嚓，清脆而性感。 

这是 2011 年 11 月的傍晚，我与马化腾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门口，临分手前，他教我下载微信，并用“摇一摇”的功能“互粉”。此时，腾讯与 360 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刚刚尘埃落定，而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正为争夺用户打得不可开交。马化腾告诉我，微信是腾讯新上线的一个产品，已经有 3000 多万的用户，并且每天新增 20 万。“因为有微信，所以，微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语调低沉，不容置疑。 

在与马化腾此次见面的两个月前，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到杭州，我们在龙井村御树下喝茶，他们希望由我来创作一部腾讯企业史。“我们保证不干涉创作的独立性，并可以安排任何员工接受采访。”我得到了这样的承诺。 

在后来的两年多里，我访谈了六十多位人士，包括副总裁级别的高管、一些部门总经理以及退休或离职人员，查阅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文件，此外还走访了互联网业界的从业者、观察家和腾讯的竞争对手。 

我从来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调研一家公司——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更糟糕的是，我没有能够完全地找到其“成长的密码”，甚至在某一些方面，我被更浓烈的疑惑所困扰。呈现在我眼前的腾讯，宛如一只正在进化中的生物体，我们对它的过往经历所知不详，然而更被它正在发生的进化所吸引和裹挟。

在很长的时期里，腾讯是中国互联网世界里的一个秘密。

它门扉紧掩，既不接受媒体的深度采访，也婉拒学术界的调研，哈佛、北大以及中欧商学院等都提出过案例创作的要求，但没有一家得到允许。马化腾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太出席公开活动，他像一个极度低调的“国王”，避居于镁光灯之外。

更令人吃惊的是，甚至连腾讯也对自己的历史漫不经心。它的档案管理可以用“糟糕”两个字来形容，很多原始文件没有被保留下来，重要的内部会议几乎都没有文字记录，几乎所有的腾讯人都告诉我，腾讯是一家靠电子邮件来管理的公司，很多历史性的细节都分散于参与者的记忆和私人邮箱里。

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对这一景象非常的意外，而腾讯人居然很轻松地对我说：“在互联网行业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未来，昨天一旦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绝大多数的腾讯高管都是技术出身，他们对数据很敏感，可是对于我所需要的细节则一脸茫然。很多重要的场合没有留下任何影像——无论是照片或视频。

在调研和创作的过程中，我一直被三个问题所缠绕：

• 为什么是腾讯，而不是其他互联网公司，成为了当今中国市值最高、用户数最多、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它的成功是一次战略规划的结果，还是偶然的产物？

• 为什么腾讯曾经遭遇空前的质疑，它所面临的模仿而不创新、封闭而不开放的指控是怎样形成的？性情温和的马化腾如何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全民公敌”？ 

• 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有什么异同？前者的繁荣是一次长期的追随之旅，还是有自己的东方式生存之道？

这三个问题来自于混沌的过往，又明晰地指向未来。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对于一位写作者来说，它们的挑战性实在太大了。

在任何一个文化创作领域，所有的从事者从来都面临“描述事实”及“发现本质”的双重困境。达·芬奇在论述画家的使命时曾说：“一个优秀画家应当描画两件主要的东西，即人和他的思想意图。第一件事做到很容易，第二件事情就很难。”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 1934 年的一次授课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要知道我们说的东西很容易，但要知道我们为何这样说却非常难。” 

企业史的创作，同样面临达·芬奇及维特根斯坦所阐述的困境：我们需要梳理企业的成长历程，以及陈述其发生的“思想意图”。在工业革命年代，研究者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无论是彼得·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还是小钱德勒的“美国公司演进史”，都非常清晰以及具有远见性地描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企业图景。在中国，我们这一代财经作家对万科、海尔、联想等公司的企业史创作也可谓得心应手。 

可是，这一景象到了互联网年代突然变得吃力起来。近年来，美国财经作家的互联网公司史创作，譬如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布拉德·斯通的《一网打尽：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大卫·柯克帕特里克的《 Facebook 效应 》等畅销书，都算不得传世之作。这并非是这一代作家的才华不足，而是裂变中的互联网经济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观察和定义的困难，这就如同没有一个摄影师、画家或记者，可以准确地描述乃至定格一座正在喷发中的火山。 

因此，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的创作一再地陷入停滞，在本书的某些部分，你可以读到我的犹豫和不解。到创作的后期，我放弃了“宏大叙事”和“原理架构”，而只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细节的挖掘和铺陈。我甚至坚持把创作的终点放在微信爆发的 2012 年。

前几天，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朋友来杭州。闲聊中，我谈及了创作《腾讯传》的困扰。他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的观点宽慰我，这位以怪诞出名的解构主义大师说：“世上尚未发生过任何总结性的事情，也无人说过针对世界、或关于世界的最终总结。这世界是开放自由的，所有一切仍有待于将来，而且永远如此。” 

听闻至此，我不禁莞尔一笑。看来世界原本如此，互联网如此，腾讯亦如此。

既然这样，就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来慢慢地讲述腾讯的故事吧。从明天开始，从一个少年在 1986 年的春夜看见了哈雷彗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