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服务于社会，平均每周工作约5个小时，总和相当于1000万份全职工作的时间。如果这些志愿者领薪水的话，按照最低工资计算，其工资总量会高达1,500亿美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 这就是管理大师德鲁克描述美国的社会组织的力量。其庞大的动员力与组织力，被称为除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力量”（Third Section）。截止到2009年，3亿人口的美国共有公益慈善组织156.95万个。对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组织仅44.6万个（很多还是公办的），共618万人就业，不到就业人口的1%。中国如何能凝聚这种社会力量，如何利用网络新技术进行创新？ 微力量：寻找意义与共识

催化社会创新要素市场

任何一项创新都离不开要素市场的发育、生态系统的形成，例如想在如火如荼的无线互联网 创新市场，3G技术、传感网络、地理定位、安全控制和无线传输网络提供了技术平台；运营商开放了数据接口；创业家琢磨新的商业模式；风险投资家寻找高增长的机遇；消费者摸索新的生活方式；传统企业思量“颠覆性创新”破坏自己的领导地位；大学提供前沿技术；政府提供孵化器等创业环境。。。。。。同样，社会创新的爆发也需要各种要素市场的涌现、发育与成熟（见下图）。 QQ截图20121120095443.jpg 在这个创新生态系统中，法律环境与政府相关的规章制度虽然处于背景的位置，但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来说，可以说正是因为其滞后的发展，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年来成为增速最慢的民间组织类型，与其他类型民间组织的增速差距明显扩大。 从2006年到2010年，社会团体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2011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多年来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垄断注册的慈善机构形成官僚化与商业化，偏离民间组织的本色(Spires, 2011)。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基层的社会管理模式，可能就无法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 《社会管理蓝皮书》则指出，中国在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的环境下，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使得一些不稳定因素日益现象，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原有的体制可能不再适应新的公民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创新有着巨大的空间。 在社会创新中，一个重要的领导者是基金会。例如一百零一年前创立的卡耐基基金会，最初的一笔捐赠为1.25亿美元（在今天价值30亿美元）。卡耐基自己没有上过学，但感谢在图书馆学到的知识与技能，为此基金会的一个著名的项目就是在全国建立2509个图书馆。卡耐基基金会的捐赠额是联邦政府年教育预算的27倍。卡耐基资助卡耐基科技学院（现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和布鲁克林学院，还有国家科学院和大学教师养老基金（现在著名的美国教师退休基金（TIAA-Cref）前身）。 该基金会还赞助了许多前沿的研究，帮助塑造了整个行业。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报告引领了医学教育的全面改革，启迪了在法律和教学上做出类似的努力。卡耐基还资助了胰岛素的发明，使得上百万患有糖尿病的人摆脱了早逝的命运。 卡耐基对慈善组织机构的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美国富翁，例如洛克菲勒洛克菲勒资助了芝加哥大学（这次捐款被洛克菲勒本人称为“最明智的一次投资”）。在其20年后，有250个新基金会相继成立，以卡耐基的科学慈善模式为榜样，捐出的总额按今天的货币高达320亿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试图模仿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慈善模式。 据Wealth-X的年度报告称，中国超级富豪共11245人(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资产总额高达1.58万亿美元。如果政策给予这些财富以很好的基金会管理模式，相信很大部分可以回流给社会，资助更多的社会创新。根据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门的《世界财富报告2012》，全球富翁将11%的资产投资于慈善事业，由于有巴菲特、盖茨的示范，美国富翁捐助资产的比例更高，达到21%[1]。 例如最近上海重阳投资创办者裘国根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2亿人民币，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则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帮助母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金融与投资人才。如果能成立基金会的模式，能像卡耐基基金会那样资助独立的教育改革的研究，从民间方案和民间资金出发，可能更能给千夫所指的中国教育体系（以及其他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出路，而不是让一个封闭的官僚体系被越来越多的出国留学“用脚投票”而击败。 同时，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城乡家庭资产目前已达23万亿美元，如果有很好的渠道，相信至少有十分之一可以分流到社会创新中，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9：7所言：“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各类直击心灵的宗教都有类似十一奉献的教诲）。如果社会创新有很好的指标衡量社会影响力，个体捐款人与公司捐款人在当今的社会创新中都可以充当“社会影响力投资者”。 当然，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社会创业家是连接、组合各种要素资源的主体，领导着创新市场的发展。目前，国际许多商学院都开设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创业课程。中国的商学院相对滞后，与这个市场发育的初期阶段有关。上海市在2010年创办社会创新孵化园，以更好地扶持社会创业家。“公益孵化器”采取“政府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为初创阶段的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资源，扶助这些公益组织逐渐成长。 支持一个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生长，除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正式制度的支持外，从制度的非正式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意义、形成价值共识。

凝聚新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在汶川地震四周年纪念日上，有网友在互联网上吐槽：“四年过去了，灾区重建的详细帐目清单还没有出来。我真的、真的很后悔，后悔当年发动公司所有员工、以及公司为灾区捐款时，把公司及员工们的血汗钱捐给了红十字会。。。佩服王石当年的睿智和远见。。。他早已深谙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捐款终会变作美美们的爱马仕、玛莎拉蒂。。。会变成1万元1餐的工作餐。。。会把很多、很多领导变成干爹。。。回头看来，王石，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说出了一句正确的话。。。” 这一段顿悟，可以反映这短短四年来，中国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公民（使用这个名词，是为了突出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对捐款的志愿性、捐助资金的使用、监督等各方面的进化与思考。事实上，从表1看，网络将各种社会现实的冷漠与温暖、讹诈与关怀都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各种“人肉”与讨论中，权力开始低下傲慢的头，逐渐开始接受公民的查询；各种社会组织也认识到运营的透明度是接纳更多利益相关者资源的前提；而各类公民也逐渐认识到各类社会需求，开始通过各种探索逐渐地承担社会责任，尽管这类探索还在初级阶段。

表1  网络如何改变社会创新生态中的价值共识

典型网络事件

关键字

公民教育
2008年汶川地震，王石因在博客发表“捐款不应成为负担”、“万科普通员工捐款上限是10元”等言论，被网友炮轰。 捐款 牛博网等多种捐款渠道的建立以及捐款的志愿性
2011年春节，杨伟鑫走失儿童事件，于建嵘倡议并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 隐私权、警方作为、监护权、“微力量” 建立社会保障、救助机制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信任、公开透明、人肉、炫富与仇富 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开始上线
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件，铁道部的非透明处理方式遭到网民强烈质疑 问责、尊重生命、悲悯 官员问责制度、死伤人数信息透明
2011年中非希望工程事件 引发中国NGO国际化争议，民间辩论展现社会转型内外压力， NGO运作 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职能规范化
2011年11月，广佛五金城小悦悦先后被两辆汽车撞伤倒地，最初路过的数名行人未及时施救 社会冷漠、“碰瓷讹诈” “路人”失去社区参与意识
2011年冬，潘石屹在微博对比官方数据与美国领事馆的空气检测结果的巨大差异 空气污染、人均碳排放量 多个NGO开展民间空气质量检测行动；多个城市开始公布包括PM2.5在内的空气检测数据，“蓝天数”在2012年“下岗”
2012年7月 北京暴雨，网民热议暴雨预警、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天气预警 极端天气预警发送手机短信制度、死亡名单被央视逐一读出
公民在这种承担社会组织的行为中如何思考意义与价值？ Vallacher和Wegner的“行动识别理论”（a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从认知角度提供了部分解释 (Vallacher & Wegner, 1987)。任何行动都可以用不同方式识别，它体现了对行动信息处理的不同抽象水平。当人们处于较低水平的识别时，也就是较少地思考行动的意义与价值，而围绕着具体的、与“怎么做”相关的行动。 例如朋友在平常的晚聚聚会时，想得更多的是在哪家餐馆订餐、选什么样的菜单、价格如何。而人们处于较高水平的行动识别时，则考虑多个动机及更大的行动结果和意义。例如在慈善筹款晚餐上，想到的是如何通过合适的菜单激发与会者的同情心，为某项社会目标募集更多的善款。 人们的想和做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根据行动识别理论，人倾向于采用高水平的识别，即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梦想容易实现时，做的更多。同时，如果识别的行为难以实现，人倾向于从较低水平重新识别行为，即当梦想很难实现时，就做少一些。高、低水平的行动识别倾向之间可以互相迁移，从而实现对行动控制的调节作用。 当有多种识别可能时，人往往根据倾向采用因果效应、社会意义、自我评价和其它居于最高水平的识别层次来认识自己的行动。例如加多宝在汶川地震中捐款1亿元，使人们在饮用王老吉时，产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崇高感（高识别），其口碑效应使王老吉迅速提升了销量。 德鲁克十分推崇非营利组织，认为他们才是管理学上的先锋，是美国社会最大的价值创造者。因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商业利润以外，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产品，这就是社会服务，这个社会服务具备很有高的意义与价值，提高了行动的识别水平。尽管这个意义与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用现金来衡量，但是它为人类的各种行动添加了使命与情怀，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和创造力(Drucker, 1989)。例如，女童子军的目标是帮助女孩成长为自信的、能干的、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女青年。 行动识别理论揭示了行动识别和行动间的一个动态交互作用。当识别水平高于最佳点时，人的识别难以为有效执行行动提供充分细节；而低于最佳点时则使行动过于细节，从而削弱行动执行的流畅性和协调性。最佳行动识别水平的建立本质上是通过对高水平意义与低水平执行之间关注的平衡来实现的。行动识别水平存在个体差异。一些关键因素也会影响行动识别的水平。 通常行动背景、行动难度和行动经验影响人采用不同的识别水平。行动背景为行动识别提供线索，低层次细节的背景信息产生低水平的识别，而高层次统筹性的背景信息产生高水平的识别。行动难度，包括施行难度、熟悉性、复杂性、施行时间和学习时间，直接影响人们采用高低识别的倾向。较大的行动难度使人采用低水平的行动识别。 行动经验的增加则会引起个人能力的增长，促进行动自动化，减少行动执行的难度，从而相应改变对行动的识别水平。这说明：在整体、系统等高水平创新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微创新、微公益、微力量更可能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例如中国平安在“爱心公社”公益微博上发起主题为“一次转发一瓶水”；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举行“一个鸡蛋的暴走”的微公益募款项目；其他如“随手转发帮助贫困大学生”、“随手转发爱心资助孤儿”、“随手转发帮助大学生勤工俭学”等微公益传递活动均得到广泛参与。 对社会创业者来说，从行动识别理论的角度看，具有高行动识别水平的人更倾向于成为社会创业者。高行动识别水平者具有亲社会的特点，对需要帮助的人会表达出更多帮助的意愿和实际的行为，愿意与他人建立共享目标，采纳他人的立场，好产生移情体验。他们在行动时能考虑多个因素及更大的结果和意义，倾向于根据因果效应、社会意义及内隐的自我描述来考虑自己的行动，能明确地识别并试图控制那些影响后果的行动。 在寻求创业机会、进行企业推广时，社会创业者通过与他人比较、了解他人看法、自我回顾等方式收集信息，从而更好了解自己和创业机会。从表2可见，许多社会精英与社会创业者已经开始利用微博等传播工具，将微公益活动的社会意义进行升华，提高行动识别水平，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表2 微博上参与公益事业精英的影响力

人名 粉丝人数（截止到2012.8） 公益事业参与
姚晨 2411万 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等
邓飞 2333万 贫困学生免费午餐发起人
李开复 1595万 校园公益宣讲等
潘石屹 1212万 SOHO基金会等
薛蛮子 403万 微博打拐行动发起人、开创微公益形式（转发一条捐款一块）等
郑渊洁 346万 “爱心时间”等公益活动
行动识别理论也揭示，我们目前的社会创新，其实才处于“启蒙阶段”， 高度互联时代带给人们新的思考角度，启迪新的公民意识，建立新的舆论空间，也凝固起新的社会共识。其作用也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提供压力，从而推动政府提出新的治理方案(Grano, 2012)，但是离自己自觉地提出新的创新解决方案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不管如何，这些新的公益活动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以政府指令为中心的传统集体行动，而是真正出自自我善心、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这些微公益与微力量会在未来组成公民社会的滚滚力量。 针对“随手拍”所引发的隐私权的争论，网易编辑评论道：“无论是拯救日渐式微的公共道德与良知，还是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与活力，‘随手拍’都不失为一次公民意识的启蒙，一次公民能力的训练；但是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人还应明白，爱心需要激情，同样需要理性，高涨的爱心只有在遵循规则、考虑周延的理性轨道中，才能到达当初期待的彼岸。”这也说明，度过初期的“启蒙阶段”（或对政府“施压阶段”），社会创新才能真正进入的“理性行动阶段”。

展望未来：从微力量到正能量

如果我们用一个十年宽广的望远镜看待社会创新，遥想2022年的未来，这又会给我们多少激动的正能量？ 2022年，《慈善法》、《基金会法》早已出台，为社会组织解决了长期困扰的资金渠道问题，各种捐助人在享受捐款资金税收优惠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将自己的意见、解决方案融汇到资金的使用、监督中，贡献每个人的正能量。民间基金会、智库大量涌现，有些基金会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代表，例如孔子基金会成为国际汉字传播的主要力量；胡适研究会成为沟通两岸、消除政治体制的先导；私立大学以独树一帜的教学模式与国立大学抢夺优秀生源。。。 2022年，在财政管理更加透明的机制下，政府之手与大型慈善机构全面脱离，同时全面鼓励各类草根社会组织自己募集基金，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向奥巴马政府学习，在民政部门开设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成立专门的社会创新基金（参见《10大最前沿的创新话题》，本刊2010年11月5日），通过与民间紧密合作的模式，推动第三力量的发展。 2022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基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超过50万中国家庭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可投资资产[2]。许多创业家已经摆脱了生存型创业的需求，而将更高远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创业放在第一位。社会组织的登记与工商组织一样，采取直接登记政策，方便快捷，造成民间组织蓬勃发展、相互竞争，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时代真正来临。 同时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政府通过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与房产税，增加了福利分配，但对教育、医疗、老人健康护理、边穷农村地区的投入缺乏，使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模式在这些领域大展拳脚。 2022年，大型慈善机构面临草根组织的开放竞争，也开始积极变革，不再花36亿去建奢华的灵山梵宫，而是像台湾佛光山一样提倡“人间佛教”，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为信条，回到组织的基本使命上。 正如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所告诫的：使命陈述是组织创新的根本，“使命陈述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否则就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使命陈述必须着眼于组织机构确实计划采取的行动，然后加以贯彻落实，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明确地表示：这是我对组织目标的贡献。” 2022年，全球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治理、再生能源等各方面差距进一步扩大，各国政府广泛地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寻找各类创造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案(Clark, 2011)。所幸的是6G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将实时在线与通讯的成本降到几乎为零，云计算普及到随时随地，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新的组织和新的服务。 全球各个产业都经历着从纵向整合到横向整合的聚集与转变，内容媒体仍旧为王，但通过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懈努力，优秀的教育资源，例如哈佛的课堂，可以直接传送到喜马拉雅山下的学校；而中国宇航员登录火星的喜悦，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每个地球人直接分享。我们习惯的种种常规性管理工具和竞争方法，在这些新技术、新平台的“威胁”下黯然失色，社会创业家在其中成为“创造性毁灭”的明星。 如果能憧憬这么美好的未来，为什么不在今天社会创新的各个前沿开始努力呢？ 参考文献： Clark, J. 2011. Civil society in the age of crisis.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7(3): 241-263. Drucker, P. F. 1989. What business can learn from nonprofi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7(4): 88-93. Grano, S. A. 2012. Green activism in red China: The role of Shanghai's ENGOs in influenc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8(1): 39-61. Spires, A. J. 2011. Organizational homophily in international grantmaking: US-based foundations and their grantees in China.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7(3): 305-331. Vallacher, R. R., & Wegner, D. M. 1987. What do people think they're doing? A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huma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94(1): 3.
[1] https://www.privatebank.citibank.com/pdf/wealthReport2012_lowRes.pdf P.65
[2]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于2012年发布的《2012年亚太财富报告》和《全球对中国的影响》，到2025年中国的财富将翻两番。 （孙黎为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创新与创业助理教授，丁竹君为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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