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在全球的兴起，《经济学家》将其分成四个阶段，[1]：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的开端，当时美国很多富有家族成立基金会，大力支持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卡内基、福特等基金会，卡内基将大部分财富捐出，在全球建立起3000多家图书馆，“当你为小区兴建图书馆，就像为一个沙漠引进一条水流不竭的溪流”；

第二阶段就是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和美国的伟大社会，为了消除贫困，政府取代个人，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的工作；

第三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通过竞争性的外包来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但这种合作关系往往有着太多的限制，太过于重视削减成本；

到本世纪以来，社会企业的发展进入第四阶段，政府加强了与私人企业的合作，微型贷款的出现，模糊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边界，并让善行产生财务回报（参见《让善回报：社会创新的投资》），激发出“颠覆性的，变革性的创新”，从而使社会企业具备了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一个善行资本社会（philanthrocapitalism）正在全球浮现，Mintzberg and Azevedo (2012)更是大胆预测，像Google与微软这样大型的社会企业也将可能出现。

政府-社企-私企的合作轴

自从三十年前撒切尔在英国推动私有化而来，欧洲的福利国家，尤其是北欧也开始在社会变革中结合私营企业的力量，例如瑞典就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这是指既非左（社会/自由主义）又非右（资本/保守主义）的一种政治路线，既结合资本主义中自由企业的发展，也结合社会主义中降低不平等的呼求，政府的定位不在于大，但更将政府职能定位在促进社会平等公正上，对私有企业不过度管制。

例如瑞典就大胆地在教育领域引入学券制度，使得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互相竞争；将政府出资支付的医疗和老年人看护服务业务也发包给私人公司，这些举措，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动员了民间的力量与智慧，使社会企业得到蓬勃发展。

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在白宫办公室成立了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OSICP）办公室，促进政府与私企、社会企业家和公众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出“社会创新基金会”（SIF)，拨款给美国一些最成功的非营利性组织，来支持他们在卫生保健、增加就业以及帮助年轻人方面的工作。

加拿大著名的管理学教授明茨伯格最近也明显地将其研究兴趣转移到社会创新中来，他认为，要让政府-私企在全球经济危机后取得新的平衡，需要社会创新的第三种力量再平衡(Mintzberg 2013)。政府-社企-私企的合作轴在全球开始浮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政府直接对非营利组织（不含志愿者）的资金支持，在美国是30.5％，英国46.7％， 比利时76.8％。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免税政策也是美国社会组织强盛的基础，自1995年到2005年，美国的社会组织增长60% (List 2011)。

从美国过去87年的慈善数据看，美国的人均捐款水平一直在人均GDP的2.5%左右，但人均捐款额一直随收入增长而提高，捐款的总资金量增长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增长的两倍(List 2011)。

图：中国的行善市场是否能步美国的趋势？

大学也不甘落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彼得•图法诺(Peter Tufano)认为过去十年创办社会企业的需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该商学院在2004年创办了斯科尔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koll Centr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正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伦敦城市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纷纷在商学院(中开设社会企业课程。2012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MBA的附加项目公共管理和社会创新专业有97名学生毕业，而1990年仅有37名。

如果把社会企业定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创新机遇的七大来源。同样适用于社会企业：

1. 意外之事——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在事件；
2. 不一致之事——现实与设想或推测的不一致；
3. 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
4. 每一个人都未注意的工业结构或市场结构的变化。
5. 人口统计数据（人口变化）；
6. 认知、情绪及意义上的变化；
7. 新知识，包括科学和非科学的。

本期报道的金太阳、绿色地球、爱盟公益等案例，从外部看，正满足了社会老龄化（5）、环保意识增长（6）、呼叫中心、二维码、APP等新技术（7）的创新机会，从大趋势上看，前两个案例都与福州、成都政府转换思维，促进社会企业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中大趋势有关。

与发达国家对比，中国的社会企业尚处于萌芽状况，例如中国的捐款额在2007年只有GDP的0.09%，每人捐款只有17.16元，中国在全球慈善指数排名在140名开外。

但汶川地震的2008年后，以社会企业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在2008年捐款额大幅增长，达到GDP的0.36%，每人80.57元。同时，新兴的创业企业也面临着发展速度与规模的挑战。

例如，壹基金秘书长杨鹏的理想是参与日常捐赠的人次能达到500万，一年被服务的人能达到20万人次，志愿者的参与人次能够达到1000万。如何管理这些庞大的捐款人、救助人、志愿者，不仅需要在治理上透明、管理上达到规模效应，也需要庞大的技术平台支持。

提高社会创业的速度与规模

图： 驱动社会企业成长的七大动力

根据Bloom (2012)修改

杜克大学社会创业家发展中心(CASE)的Bloom (2012)教授提出一个驱动社会创业的七个创新动力(SCALERS)，这些动力的界线并不分明，彼此之间有相当多的重叠部分。它们好比是七扇位于同一个建筑物不同方向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展现的一些景色也可以从邻近窗口看到，但是从窗口中心看到的景观却是互不相同。

Bloom的模型并不是单论技术的，但我觉得在这七项策略中，技术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社会企业虽然没有单一的“最佳实践”的公式，但通过这技术对这 7项组织能力的推动，可以帮助社会创业家开发出有前途的创新，提高社会企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它们分别是：

一、技术提供了新的激励模式。

一项社会创新的引入，都需要改变一些社会旧习、或者社会制度，则是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刺激市场的力量，从而鼓动用户或者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消费习惯或者生产模式。

例如美国公平贸易（Fair Trade USA）组织，为了使咖啡、巧克力、香蕉等农产品的种植​​者不被中间商所盘剥，就为“公平贸易”的商品建立一个认证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市场信息，从而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地球为了改变人们丢弃垃圾的习惯，利用二维码技术创造出一个激励系统，让居民帮助参与分类垃圾，500g换1积分貌似很少，但可以培养起居民的分类习惯，唤起低碳环保的生活意识。

与爱盟公益的“一分钟V捐”一样，很多聪明的软件（尤其是游戏软件）在设计的时候都照顾到人性的弱点----需要激励，无论是积分累计、还是在“微博上晒晒你的开机时间“、在”微信上秀秀你刚转的App“、”与你的朋友PK下。。。“。可穿戴的电脑配备如Fitbit One智能型体感记录器的风行，也在于通过数据记录你的跑步距离、睡眠，从而改变人的生活形态。

社会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激励，改变整个世界。绿色地球将数据链条化后，可以让居民看到自己搜集的可回收垃圾的去向，看到它们如何变成新产品。这种成就感成为激励的动力。

二、技术给人员以更好地装备。

为了推行新的理念与新的解决方案，社会企业需要与大量的合作伙伴合作，而自己也需要很强的人才，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有效地招聘、培训及挽留人才，许多人力资源、办公软件都可以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社会企业需要方便的视频教学、社区讨论功能，从而让自己的员工、志愿者、以及合作伙伴迅速掌握技能、培训他们的工作，从而系统地推广自己的解决方案。

例如壹基金建立的壹基金救援联盟。三年时间内，救援联盟从成立之初的30多支民间志愿救援队伍，发展为现在的近300支队伍、近5000名成员的规模，分布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如何将这些团队联合起来，提供足够的救灾排序，在紧急状况下如何协调，技术都将扮演重要角色。

又例如金太阳需要培训众多的社区养老服务站的人员，包括95个全职站长，500多位员工，如何让这些社区工作人员迅速适应新的技术平台、运用技术工具，是社会企业的重大挑战。

三、技术创新了沟通模式。

社会企业如何跟各类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与说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技能，最典型的苏珊.科曼治愈组织（http://www.komen.org），这家善于利用各种沟通媒体提醒妇女对乳腺癌的重视，说服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每年集资近4亿美元，好莱坞知名女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今年在《纽约时报》上披露接受双乳腺切除术，更是将这一运动掀至顶峰。爱盟公益的“行善”APP本身就是各类慈善项目的沟通工具。

芝加哥大学的List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捐赠项目中有种子基金(List and Lucking‐Reiley 2002)，或者有其他相关支持机构对捐款人的资助提供1：1或者2：1的加倍捐款，公益项目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与影响(Karlan and List 2007)。Handy认为驱动新慈善家的动力是激情、持久力和合作，这方面，技术可以建立起新的“行善”社区，改变公众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激发更多人士励志和投身社会事业。

最近，英国29岁的克利亚多-佩雷兹成功地通过Twitter汇集了12.4万个签名，并在Change.org网站筹集到近2万美元的捐款，成功地迫使英格兰银行在10英镑纸币上用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头像取代查尔斯·达尔文。也显示出现代传播工具，如微博等社交自媒体，在引爆沟通正能量上的巨大力量。当然，郭美美事件则说明中国老牌的社会组织，在微博时代，需要适应也要寻找治理模式的革新、管理业务的透明。

四、技术架构起联盟。

社会企业要善于杠杆各种力量，就要注重联盟的建设，与政府、合作伙伴营造出新的生态系统，为社会创新创造出新的空间。王石在组织阿拉善项目、壹基金等活动中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公益活动中，妥协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妥协，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不要认为你什么都是对的，要更多听别人怎么想、每个人怎么想，之后把每个人的想法融合到一起，让大家都能接受。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缺少的，尤其是现在社会转型当中。”

技术可以把更多人的想法联合在一起，例如爱盟公益的“行走公益”APP本身就是各类慈善项目的联盟；金太阳与电信公司、厦门银行、平安保险都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底层数据库的平台，是驱动合作的基础，让各位合作者都能在平台上合作，扩展业务，提高增值服务的价值。

五、技术推动起游说的力量。

无论在全球各地，政府依然是社会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最典型的成功企业是无烟草青少年运动（http://www.tobaccofreekids.org/），该组织成功地说服立法机关、法官和监管部门，使烟草制品更难与年轻人接触。而Google.org 也与台湾、日本的政府部门合作，结合地理数据、气象、交通等大数据，为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救助提供便利。

金太阳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政府购买，如果金太阳能加强与政府各个部门的合作，在数据库上加强透明度的共享，在“云端“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将具备更强的政府影响力，时政府将更多的职能分包到社会企业中来，而政府则注重规则的制定，是更多的老年人能落实到”老有所养“的服务范围内。

六、技术使公益项目也可以实现盈利。

微型贷款在全球各地的实践表明，盈利是社会企业能够自我发展、持续经营的基础。也有专门投资社会企业的风险投资出现，例如坐落于旧金山湾区的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就希望在食品服务、物业维修、回收等领域投资一系列社会企业，通过新技术，为更多的弱势工人提供就业机会。金太阳的实践也表明，从直接服务对象老年人身上不一定实现盈利，但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数据平台的搭建，建立其两面市场[2]，是有可能从其他合作伙伴中盈利的。

七、技术可以加速优秀公益项目的复制。

Aflatoun儿童社交与财务教育（http://www.aflatoun.org）发展出很多生动有趣的课程，帮助儿童认识权利、储蓄、基本的金融常识以及企业知识。为了扩大全球的影响力，Aflatoun开发出全球通用的课程，并在世界各地发展特许经营合作伙伴，教导孩子理财技巧的课程教材，提供访问。

特许加盟本身可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德鲁克却很推崇麦当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对特许加盟体系的创新，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说：“当确切地说，它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任何一家不错的美国餐厅很早就生产它供应的最终产品了。

但是，麦当劳通过应用管理概念和管理技巧，使" 产品" 标准化，设计制作程序和工具，对要进行的工作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培训人员，然后制订其所要求的标准，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资源的产出，而且建立了新的市场和新的顾客群。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今天，在新技术的推动下，社会企业更容易取得标准化的服务，将在每一地区取得的成果在全球推广。金太阳准备在福建省南平市、厦门市，甘肃省和天津市复制在福州的成功，如果有一套成熟的特许加盟技术，将进一步扩大金太阳的影响力。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认为，未来的组织是自适应、去边界、讲究沟通与合作、多元化与分散化、效率、灵活、引导而非控制、和谐。这很适应在新技术场景下的社会企业。

在政府-社企-私企新的合作轴中，未来的社会企业将更注重共生（Symbiosis）的重要性，席酉民教授认为，“未来的组织可能成为基于网络的价值增加导向的生态系统，其结构是基于网络的合作平台，其机制是愿景、使命驱动的共生共栖，其主要管理概念可能是：角色、自治单元、自组织、社区、网络治理、合作、可持续、文化、平台、环境等。”社会企业正代表着这个组织与社会演化和变革的新方向。其中，技术正驱动着这场全球性的浪潮。

参考文献：

Bloom, P. (2012). Scaling Your Socail Ven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arlan, D., & List, J. A. (2007). Does price matter in charitable giving?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5): 1774- 1793.

List, J. A. (2011). The market for charitable g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2): 157-180.

List, J. A., & Lucking‐Reiley, D. (2002). The effects of seed money and refunds on charitable giv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 university capital campaig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1): 215-233.

Mintzberg, H. (2013). Rebalancing Society: Radical Renewal Beyond Left, Right, and Center: www.mintzberg.org.

Mintzberg, H., & Azevedo, G. (2012). Fostering "Why not?" social initiatives: Beyon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2(7): 895-908.

[1] The Economist (2010). Social innovation: Let‘s hear those ideas, 12 August.

[2]两面市场商业模式认为企业的价值不是按波特所说的在价值链上叠加的结果，而是通过在两面市场的平台建造，打通客户与商户的信息流、产品流与价值流，从而创造出价值。典型的例子就是ebay/阿里巴巴，建立起卖家与买家的平台。买家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卖家，而卖家商品越多，又越吸引更多的买家。平台企业的根本，是托起双方的交易，从减少交易成本、让双方都能在收益中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而取得回报(Rochet and Tirole, 2003)。这种创新也可以应用在社会企业中。

（孙黎为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创新与创业助理教授，邮箱Sunsli@umkc.edu，他的新作《复盘---反思创新与商业模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