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漪效应”亦称为“模仿效应”，是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杰考白·库宁（JacobKounit）提出的，定义为：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坏规则，而未见对这种不良行为的及时处理，就会模仿破坏规则的行为。如果破坏规则的人是人群中的领导者，那么波及人群的效应就更加严重。形象点说，“涟漪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往一湖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一块石头，泛起的水波纹会逐渐波及到很远的地方。

如果你的生活陷入一种空虚寂寞的状态，不妨找一个点，让它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心理学上称这种做法为“涟漪效应”。

小的事件演化成为大的危机，不妨将这种危机扩散称为“涟漪效应”，即一种危机同时引发多种危机。在公民社会发育健康、制度运行顺畅的社会里，这种“涟漪效应”随着危机应急机制的启动和民众的有效参与得到控制和柔化。而当社会存在制度缺陷和民主化结构失衡时，这种“涟漪效应”会被迅速放大成“潮涌效应”。为此，常态下的政府组织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培养社会认同，协调社会关系等工作帮助公民重视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增强社会参与的效能。

涟漪效应是指由一个出发点引发周围的点持续性震动，震动会慢慢减退，但如果没有任何阻力，震动会波及很远距离的点。特指在社会上有某些现象引起的社会波动，如不受舆论的制止，将会波及很远的人群，甚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例如：超女效应，郭德纲效应，911效应等。

“涟漪效应”又称“衰减效应”，是指技术、信息、经验和新观念等在经济区域之间扩散传播的过程其能量不断消耗、速度逐渐降低、影响逐渐减小，像池塘中扩散的涟漪一样的现象。

　　“涟漪效应”产生的机理是：

　　①技术、信息、经验和新观念等在扩散过程中，会遇到自然经济，传统观念和旧经济体制的阻碍和顽强抵抗，这使得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以减速的形式向前运动。

　　②经济中心的扩散力随着运输费用的提高而呈衰减趋势。过去人们很直观的认为一个城市对外的影响力随着离开城市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但这只是建立在地域自然地形地貌条件、交通区位、运输方式无差别的假设基础之上，现实中并不完全存在。实质上真正影响经济区域中心影响力的是经济区域中心和外界交互作用的各种“流”的传输费用，它是距离与单位成本的综合。

　　③无论哪种经济活动都有节约社会劳动的内在要求。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倾向于按就近原则组织相关的资源和要素去进行生产和经营。只要能够基本满足所必须的技术要求和经济效益，各种经济活动都倾向于就近组织，要素也容易与空间上近邻的相关经济活动或区域发生联系。而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各种经济活动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及产生的影响都相应的减小。所以，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只能带动周邻边缘地区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涟漪效应”对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促使区域经济活动就近扩张。

　　在满足发展需要条件的前提下，各种经济活动一般都会采取由近及远逐步推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空间建立分支机构，寻求发展合作伙伴等。

　　②影响各种经济活动的竞争。

　　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可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要素是有限的，同时市场的需求也是有限的，那么，位于同一地区或互相靠近的各种经济活动在利用资源、要素，开发市场时就势必会发生激烈的竞争。如同类经济活动在利用资源、要素进行全面竞争，而不同类经济活动对能源、劳动力、资金、基础服务设施、土地等一般性资源和要素也会展开竞争。相反，如果经济活动彼此在空间上相互较远，那么，它们之间竞争就可能减小。

　　③影响各种经济活动在空间相互靠近除了会加剧竞争，他们之间也将因此而有更多的机会建立起相互存在的发展关系，彼此开展分工与协作。

　　这样，它们既能因分工与协作而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在分工与协作中较容易地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反之，如果各种经济活动相距较远，那么它们之间展开分工与协作，进而在发展上获得相互促进作用的机会也会相应减少。

危机事件往往会产生涟漪效应，即危机发生后，危机就像一颗石头投进池水中引起阵阵涟漪，对外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涟漪效应不能有效控制，一些初始危机往往会引发更大的危机。为了避免涟漪效应发生，必须做好危机事件的信息披露工作。

面对社会发生的突发事件，过去我们过于强调社会稳定和方便事件真相的调查，故而大多采取先封锁消息或进行“冷处理”的办法，等查明真相后才由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媒体发通稿，公开事件前因后果。这样的处理手法，漠视公众知情权是小事，更为重要的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政府的声音缺失或滞后，给流言甚至谣言的传播留下足够的空间。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触角无孔不入，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

因此，以往国内发生突发事件后，由于不见主流媒体报道，坊间的小道消息很快“出口”境外，境外媒体根据不完全或不准确的信息予以报道后，小道消息便来个“出口转内销”，并以几何级增长的速度迅速在社会上扩散，给政府的调查、善后工作带来很大被动，而此时政府才以“亡羊补牢”的角色站出来说话，无疑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澄清事实、消除社会不良影响。这种事例以往并不鲜见，实践也证明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今天，媒体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当危机出现后，避免小道消息的流传和媒体的误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不掩盖真相，积极配合媒体在第一时间做好报道工作，敢于露丑，才能取得工作的主动和群众的信任。

沉寂的市场里，总是蕴藏着无尽的消费潜力。对于企业来说，巧妙地利用“涟漪效应”，可以为企业节省许多的推广费用，也能创造出更好的市场业绩，提升市场影响力。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在利用“涟漪效应”的市场操作中需要注意把握几个方面：

一、扮好自己应该充当的角色。在一场完整的“涟漪效应”中，总有充当石头来震荡市场的角色，也有充当后浪来推动前浪前进的角色，任何一个角色，都具有其存在意义。不可去扮演不适合自己的角色，那样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标。

二、把握时机。“涟漪效应”要持续更长时间，覆盖到更大的市场，就需要实现多次震荡，因此需要企业之间的合力。在每一轮荡起的“涟漪”中，都有新力量发挥作用，于是令“涟漪效应”发挥到极致，便有了完美风暴。

三、旁敲侧击，保卫市场份额。一次有影响力的“涟漪效应”可能会令整个地区的市场产生震荡，如果不幸因为其他商圈的消费浪潮导致本商圈的消费力转移，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应对，创造属于本商圈的“涟漪效应”，才可以避免业绩的下滑。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享受信息时代高科技带来的便利时，大家也对日渐猖獗的短信欺诈、垃圾短信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无奈与愤怒。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使用国来说，对正处于高速健康发展的手机通信产业而言，迫切需要一个短信服务管理的长效机制，方能从根本上遏止手机犯罪高发蔓延的势头，保护消费者和运营商的共同利益。于是乎，手机“实名制”成了消费专家、社会公众和手机通信运营商共同关注的话题。

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受到过短信骚扰，借着制度漏洞钻出来的“无名骚扰分子”也使联通和移动两大运营商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实名制”虽然给了消费者以有限的约束，需要他们让渡一部分个人隐私权，但它能有效堵截违法的短信泡沫制造者，从而保证多数人的自由。随着披着马甲的“无名骚扰分子”被驱赶出局，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也将最终惠及手机通信运营商。 　

有专家曾举例说，我国目前的信用制度还很不完善，因为银行不知道你的个人信用情况，因此我们现在没有个人支票，个人消费信贷也还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普及。而在一些相关法规比较完善的国家，一个人毕生只有一个账户，若违反“游戏规则”，有关记录将随其一生。不久前，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谈及遗产税暂不开征时也说过，只有在对个人信息很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实施遗产税，但是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尚有困难，相关信息很不完善，因而不准备开征遗产税。 　

所以，我们除了期待手机“实名制”，同时也期待它能引发出范围更大的“涟漪效应”，有效联动现有的“银行存款实名制”、“证券账户实名制”、“公民献血实名制”，推动建立“消费实名制”、“互联网实名制”、“医院挂号实名制”……通过实名制构筑起完整的个人信用制度。

自上次亚洲危机以来，亚洲(除日本外)还未摆脱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就出口占GDP的比例而言，亚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开放程度都要高。

当然，在亚洲的出口中有很多都是到中国，地区内贸易占到总出口的40%左右，其中，很多国家组成了专业化的生产链。亚洲地区的贸易产品中有很多中间产品，特别是电子器件和元件；地区内贸易中有高达70%的部分取决于来自其他地区的最终需求。如果全球经济大幅萎缩，非常复杂的跨国生产网络让该地区很容易受到从组装商到供应商的“涟漪效应”。

在发生全球经济萎缩时，中国经常被认为是避风港，但这次的情况可能不同。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中国受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已经显著提高了。自1998年以来，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40%，这一比例是美国或日本的两倍还多。特别是在2000年-2006年间，到美国的出口平均每年为中国的年GDP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顺差总额的81%。

如果对美国GDP的增长预期再下调至1%或者更低，就可能会对亚洲各经济体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亚洲出口趋势的减弱会通过就业和投资的削减来对国内经济造成多重影响；疲软的资产价格和经济将通过负的财富效应和信心效应相互作用；这将使资本加速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