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走出来的第一批人，开拓了中国门户网站的一席之地，带领旗下网站走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前端，实现了最初的“功成名就”;

他个性鲜明，甚至有些特立独行，不像别的互联网大佬们彼此热络，互相捧场，他好像永远站在热闹人群的外围，不断重复自己的不合群;

他说喜欢“空性”的境界，对什么都有些无所谓，但有时候他又是那么在意企业在当下互联网界的市场份额和暂时落后;

他经历过大起时的成功，一时满足于现状而退居幕后修身养性，他又困扰于落后他人的窘境，决心重新回归发力追赶;

他像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就是：敏感、简单、热情，同时也挺拧巴;

他是张朝阳，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那个如今天天“蜗居”在微博上，口中喊着“战争”的字眼，声称要赶上新浪并超越过去的一个再度创业的人。

近日，张朝阳接受《中欧商业评论》采访，讲述了创业和思想变化的历程。张朝阳说，他被自己的知名度所“骗”，现在，是重新振作的时候了。

“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的时候，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

以下是其访谈摘选。

张朝阳：

两年前离开(搜狐)就是想有自己的时间，玩得多一点，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放又不放的局面。也许是因为我可能对硅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注不够多，不够敏锐，比较麻痹，觉得畅游也拆分了，有很大的现金流，有几个能干的人帮我撑着就可以了。但是Web 2.0的革命在中国爆发得如此之快，靠某个部门、靠某个团队的局部战争根本没法打，这是当时没有意识到的。

这两年(我)一直努力使思想止息吧，但努力本身又是思想。而人生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念头的火阵，你要盯着一个方向朝前跑，冲过这个火阵。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一束火焰，倘若你只盯着这些念头，火会把你烧着;当你全方位投入战斗，相当于在火阵里往前冲，反倒不会被烧着了。

很多人有痛苦，有某些解不开的疙瘩，希望通过工作来解开。这就错了，工作也是意图的一种，任何意图都会造成焦虑。意图就是关注，关注就会关注负面，关注负面就会放大，放大就会焦虑。投入工作是为了一种兴奋点，不是为了寻求解脱。当你不是为了解脱而兴奋工作，结果反而强化了这种解脱。

我喜欢“空性”这两个字，从最深层的角度讲，是对什么都无所谓。金融不安全感、事业不安全感、被别人遗弃的恐惧感都没有了，你的生活完全由兴趣构成。消除这种不安全感是一个谨慎的过程，首先你得拥有Plenty(富足)。成功的人有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在很坚实且不容易被拿走的状态下，人更容易达到“空性”。很多写书的人为了销量说人只要读了一本书就能得到解脱，不是的，这是有条件的，有Plenty的人更容易开悟。

人有Plenty的时候，容易得到解脱，达到空性。但互联网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半放半不放影响了我的Plenty。我重回战斗，一方面基本的安全感有了。另外我对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让企业基业长青等目标没有多少愿望，选择再回来，兴趣占了很大一部分。像我现在24小时玩微博都不觉得累。有兴趣才会有创造性，如果肩负着重大使命，就没有创造性了。

我们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我没有把搜狐做到最大主要归结于客观原因。成功有偶然性，需要运气，比如李彦宏就比我幸运。我融资的时候，互联网在美国刚刚爆发，没有人相信可以在中国做互联网。1996年去美国融资，人们凭着对中国很盲目的兴趣扔了一些钱。我的第一批投资人就是这样来的。华尔街说什么，媒体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1999年，搜狐和Tom起来了。李彦宏再去融资，融的就是Smart Money(聪明钱)。估计他的投资者跟他说只要好好做搜索就可以了。而我的投资者多少年都在跟我说，“我的钱在哪里?我的业绩在哪里?”我不幸运，我太早了，我是拿着砍刀劈一条路出来的人，这条路把我刺得遍体鳞伤，后面跟过来的人就很快了。我还可以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跟董事会的斗争，当时各种条件的不完备。

但主观原因是：我几乎是中国第一个做互联网的人，并且以一种大鸣大放的宣传方式去做，就像美国的杨致远一样成了名人，成为中国互联网数字化的“先锋”和“数字英雄”的代名词。这些东西又投射到我的脑子里面，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的想法总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无知。

事实上，一方面，董事会敲打着我去赚钱，压力非常大，也很焦虑，我顶住了压力;但另一方面，我并没有主动选择紧随互联网的演化。其中一个演化就是互联网上还没有很多内容的时候，目录导航很需要—这也是雅虎起来的原因。而到2001年和2002年，互联网上什么都有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导航，需要输入一个关键词，让搜索的东西马上就跳出来。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的时候，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