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又按计划推出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两册（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和10月）。作为中国企业的长期研究者和晓波的朋友，我非常关注晓波的中国企业史研究工作的进展。他的工作颇有开创性，开创了一条以企业史人物为主线研究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新道路；他的著作颇有影响力，引起了中国许多企业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以及广大读者对中国企业史的浓厚兴趣。未来将会进一步肯定晓波在中国企业史及现代化研究中的贡献，在此，我仅针对《跌荡一百年》一书，从三个方面加以评论。

企业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新主线

鸦片战争之后至今，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关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国外的研究以罗兹曼、布莱克等人的《中国的现代化》为代表，这部著作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带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偏见的社会学家T·帕森斯、充满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史学家H·罗斯托等人有所不同，作者认识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该书在描述和分析中国近二三百年历史的时候，较为客观和公允，对1949年以后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曲折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该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上层的政治、宏观的经济、普遍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基层的情况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作者主要运用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

国内的研究以罗荣渠教授及其弟子的众多著作为代表，主要有《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和《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等书。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是其主要特点，在研究方法上，罗荣渠提出了现代化是由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要具体地从生态、人口、社会、文化这四项“慢变因素”和经济、技术、政治、国际交往这四项“快变因素”入手，逐一考察并作综合联系的分析。在具体内容上，这些著作贯彻了“综合的宏观史学”原则，对中国百余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人口、环境、国际地位及与各国的关系状况等，都有全面的分析考察，而且各有特点。由于罗荣渠和其他现代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并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众多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著中，经济现代化是主要内容。但是，经济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展开的，鲜有涉及到具体的企业及其人物。依我看，《跌荡一百年》正在尝试以企业史人物为主线来展开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言：“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词汇覆盖了所有的主题，它成为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这就是‘强国’”。“强国”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商业的演进一直是国家进步和民族雪耻的重要方向，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他们的曲折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和全民抉择纠缠在一起，它们时而合一，时而决裂，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中。”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也是艰难曲折的主要原因。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一类社会组织。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企业组织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企业命运联系在一起；企业及其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以企业史及人物为主线来展开中国现代化研究，不仅是内容和方法的创新，而且还具有填补以往研究空白的价值。

关注人物：企业史研究的新视角

再从企业史研究来看，《跌荡一百年》以百年时间跨度对企业人物的高度关注又是一个新的视角。

国内外关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通史，以中国企业联合会等机构组织编撰的《中国企业史》（10卷本）为代表。时间起点在先秦，内容极其广泛，汇集了丰富的企业史料；二是企业个案史和企业家传记，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的众多著作为代表。个案史以某个企业为历史主体，企业家传记既有某个人物又有多位人物。

与通史不同，《跌荡一百年》对丰富的企业史料进行了认真、仔细地筛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选择出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和人物加以重点关注，可以说是一部由企业史人物组成的“通史”。

与个案史和传记不同，《跌荡一百年》没有就某个企业及人物的历史进行全面描述，而是广泛利用了国内外学者的丰富研究成果，对所选定的企业和人物，从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视角进行描述与分析。

《跌荡一百年》首先把百年历史划分为六“部”，每“部”就是一个历史阶段，如1870~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1911~1927唯一的“黄金年代”、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1938~1948抗战与挣扎、1949~1958沸腾的开局、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然后，在每一“部”中，作者选择其中的重要年份为叙述单位，是一种类编年体的历史写法。最后，与某个重要年份相对应，作者选择一个“企业史人物”进行专门描述。这种写作方法，既抓往了重点和关键，又富有极好的可读性。

总之，《跌荡一百年》开创了中国企业史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也是有可能的。

从史到论：有待完成的历史使命

对历史研究，我本人是倾向“史论结合”的。以此观之，《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是两部非常有价值的企业历史研究著作。从史到论，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的方向。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教授的三部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样板：在《战略与结构》中，作者通过四家美国企业的个案研究，揭示了组织创新的动力（或压力）、背景与条件、过程与方式，以及扩散与效果，提出了“结构跟随战略”的理论观点；在《看得见的手》中，作者对美国现代工商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在《规模与范围》中，作者对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的企业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以“组织能力”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框架。

晓波本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跌荡一百年》的结尾处，作者写道：“百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作为富裕公众的代表阶层，企业家集团在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识分子贫穷公众的关系相处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企业人物为重点展开企业历史，在历史分析基础上，提出理论概念和框架，正是吴晓波以及同道者的未来使命。

鉴于吴晓波在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成就，我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聘请他为EMBA课程教授。在EMBA课程中，吴晓波运用“中国现代化的‘四格迷图’”为理论分析工具（四格是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与无产阶层，迷图是指它们之间的未达到和谐状态的关系），对中国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和讲述。我们期待，晓波的“四格迷图”将得到学界的认可和肯定。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