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学院院长杰伊·莱特谈到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时说:“谁对2008年的崩溃负责呢?这是一个集体失败,不只是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失败,而是在多个层面上的领导力的失败。对于公司高管来说是如此,对于政府来说是如此,对于商学院来说也是如此。”莱特没有清楚看到的是——这不仅是领导力的失败,更是美国式领导力的失败。如果没有看清症状,也就很难开准药方。

领导力的难题是人生的难题。斯坦福大学教授、组织领域的学术大师詹姆斯·马奇说,“领导力的基本难题——成为、担任、对抗和评价领导者所涉及的种种复杂情形——并非领导力所独有。他们是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生的关键难题的回响。”管理大师彼得·圣吉也喜欢引用这样一句话:“要成为一个领导者,你首先要成为一个人。”他说是出自孔子,听南怀瑾讲的。我对圣吉说不记得孔子说过这样的原话,但是孔子不会不同意。

文化的一个定义,就是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跟人生的难题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解决领导力难题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然而多年以来,领导力无论是作为研究领域,还是培训产业,一直是“美国制造”的天下。这容易带来一种美国式的傲慢与偏见:认为美国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傲慢;只看见美国、看不见天下的偏见。

举个例子,领导力这个领域的“带头大哥”、被称为“领导力大师们的院长”的沃伦·本尼斯,做过一项研究。他和合作者研究了两组美国领导者,一组生于1970年之后,一组生于1925年之前,一共43人。他们归纳出这两组领导者共有的四种品质——是哪四种跟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然后宣称:“我们现在深信这四种品质是所有榜样领导者的标志,不分年龄、年代、性别、民族和种族。”

本尼斯的自信自有其道理。领导活动中跟在其他许多人类活动一样,有超越文化的共性,跨越时空的真理。“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盖不同,即非圣人。”这句中国古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原因,许多领导力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对共性的概括,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领导力沉思录》一书中总结了“领导力的八项修炼”。

然而,跟其他许多人类活动一样,领导力有其文化属性。领导者、追随者、愿景与环境——这些领导力要素都可能各有其复杂的文化内涵。即使本尼斯发现的四种品质,或者我提炼的八项修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其优先次序、实施方式以及意义阐释也都会有所不同。以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冯·特龙皮纳斯、查尔斯·汉普顿-特纳为代表的跨文化管理学者,通过其研究成果,已经雄辩地论证了世界上没有唯一的最佳管理方式。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者都是欧洲人。

领导力的文化属性,带给我们三个挑战。第一是找到最适合自己文化的管理和领导方式,而非盲目移植所谓最佳实践。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写道:“因为管理所涉及的是把人们整合到一个共同的事业之中,它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经理人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在日本,或者在巴西,做的都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也许大相径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理人,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从他们自己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中,找出并界定那些可以用作管理的砖瓦的部分。”

第二是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领导。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面对这个难题很多年了。现在,这日将成为中国经理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考验。5月24日的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了海尔美国工厂遭遇的一些跨文化难题。一个事例是:一个中国经理人对犯错误的员工当众羞辱,激起了员工公愤,人力资源总监(美国人)不得不请南卡罗莱纳州(海尔美国工厂所在地)驻上海代表(一个华人)飞回美国跟这个经理人谈话。现在,在海尔美国工厂,没有一个中国经理人。在“世界是平的”大背景下,中国经理人必须学会跨文化领导。

第三个挑战,则是文化整合。中国经理人可以从其他文化中汲取领导力智慧,并和自己的传统融合,创造一种新的领导力模式。而现在尤其需要从其他文化中学习的,是美国的领导者。就拿源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来说,这是成就导向的美国文化走偏了的结果。成就导向是优点,激励了不同出身和背景的人们努力奋斗去追求“美国梦”。但是这也是缺点,使得领导者过于注重结果,却忽视了适当性。他们行事的逻辑是遵循“我能得到什么”,而非“我怎么做是适当的”。

马奇发现,“我说话的听众,几乎在所有时候,都完全信奉一种结果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一个人做某些事,是因为期待与之相随的某些结果。”因此,他建议美国的领导者向堂吉诃德学习,因为他以身份的逻辑替代了结果的逻辑。堂吉诃德认为自己是一个骑士,因此他说:“在这种情形下,一个骑士会怎么做?那么我就那么做。”而身份的逻辑,正好与东方文化中的归属导向的特点密切相关。这两种行事逻辑,或者说两种文化导向,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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