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可以用英雄不问出处来形容，但改变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一定是这群人。

华谊兄弟投资人虞锋被艺术圈的朋友赞许说他做了一件立功立德的事，因为终于有了一个电影生产的大平台可以让艺术家不为钱发愁，还能获得自由和尊重。虞锋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商人。商人做商人的事，艺术家做艺术家的事，世界才够和谐。最近他操盘的云锋基金因为投资张艺谋的印象系列，使得他再次有机会和张艺谋这样的艺术家深度交流，对艺术和商业的定位更加清晰了。

而实际上艺术与商业的分合并不那样容易。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圈，多年的成功案例都是顶级商人加顶级艺术家的组合，而在这些人之后，还没有出现第二、第三种配搭被时间验证。就如华谊兄弟的上市一样，里面有太多复杂因素。我们称电影为一个江湖，一点也不为过。

在电影业的江湖，艺术和商业的结合真的是功德无量。我们通过观察和采访，发现这种结合正将“英雄配英雄”的方式演变为“专业的资本”对接“职业制片人”。被视为偶像和旗帜的那些人，像张伟平、王中军、王中磊兄弟，都很难说他们是制片人了，而是本领出众的高手。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来路各异，依靠自己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崭露头角的新型制片人。让我们一一道来这些人的故事、思考和困惑。

一帮一互助队

当张伟平最终决定跨入电影圈时，他跟张艺谋已经认识5年了。5年间，俩人经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打牌。在投资电影之前，张伟平做过药剂师、医药代理商、航空食品供应商、房地产商。和王中军一样，他们在电影之外有可以提供稳定现金流的产业。

张伟平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是出了名的。据说挣钱不多的时候就好请大家吃饭，一到下班时间张伟平就拉上同事去下馆子。在上世纪90年代，他去的还是一般人去不起的大饭店，直到这种聚餐太过频繁，导致想早点回家的同事都要躲着他走，因为怕被他看到又拉着一起去吃。张伟平夫妇每次去旅游，回来后会给每一个朋友送一份礼物。所谓“每一个”，真的可以算上通庙堂，下达江湖，甚至是一个交警等等。而且这些人可以随时找他帮忙，他有求必应，和张伟平共过事的人都说他好。而我们看到媒体上张伟平因为力推张艺谋的电影而放出的各种言论，也是因为他具备许多独特资源，他能说的话别人未必能说。

在积累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王中军和张伟平英雄所见略同。他们深知创意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没有良好的媒体形象和深厚的社会资源，无法成功运作文化创意产品。上市前，王中军就经常和著名导演、艺术家们一起出现在杂志上，用自己的马场、豪宅等生活场景吸引大众注意力。他在知名企业家群体里打造人脉，他也知道如何通过电影进入各种社会阶层和圈子。

王中军履历丰富，出身军人家庭，据说17岁入伍，参加的是特种部队。后来做过摄影记者，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过传媒，创业伊始是广告行业。王中军说话干脆利落，也从不遮遮掩掩，这可能也源自军队的成长环境。

王中军最终与冯小刚合作不像张伟平和张艺谋，而是分别投了3个人：姜文、陈凯歌和冯小刚，以通常投资的思路先去尝试，最后和冯小刚确定了长期合作关系。最早王中军是姜文的铁杆影迷，最终因为后者的艺术性格比较强，一度分道扬镳，但也不排除王中军未来与之合作的可能。与陈凯歌的合作则因为入股不透明，最终难以达到王中军作为商人的底线而不再继续。只有冯小刚，被王中军认为最靠谱，包括《非诚勿扰1》没用完的预算退回，由此建立了彼此的信任。退钱等类似事情也发生在张艺谋和张伟平之间。

从目前中国电影行业最顶级的这两组“一帮一互助队”（据说是姜文起的名字）来看，他们起步期的成功秘密无非这样几点：1、深厚的社会资源和勇于试错，电影圈尤其歧视后来者，特别在导演圈子里，出身、世家都被人看重，成功积累起各种资源也非一年两年之功，甚至必须付出一定的学费；2、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既有的现金流支撑，如果没有这种支撑，也必须努力找到，因为电影也是一门生意，而且是短时间调动大量资本的生意；3、热爱电影事业，这一点属于价值观，没有这点一切免谈。

而“一帮一互助队”驰骋国内影坛数年。这种“英雄制片搭配英雄导演”的模式也面临选择，要么做小而美的个体户；要么突破这种模式，上市、资产配置、全产业链等。华谊兄弟的上市预示“一帮一互助队”的模式突破。电视剧业务和经纪业务的补充，投资院线以及陈国富的加盟等，都是在这条路上前进，最终搭建一条创意的工业流水线。制片人的英雄时代有可能在这种模式逐步完善的环境下走向终结。

学习和资本打交道

“我明天就要开学了。”张一白在接受《商业价值》杂志的采访时对记者说。“我报名去长江商学院读EMBA，其实我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说。”这个在今年年初成功运作了电影《杜拉拉升职记》，迈出向制片人转型坚实一步的导演，如今渴望系统学习商业运作。

无独有偶，另一位制片人关雅荻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渴望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制片管理系的关雅荻，虽刚过而立之年，在这个非常看重资历和作品的行业里属于新人类，但已经成为新近热片《西风烈》的制片人之一。给他触影机会的是同校毕业的学长，现保利博纳董事长于冬。在学校，拿遍了所有奖学金的关雅荻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之后又读了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如果说最早的那一代制片人先学习商业和资本，再学习电影，那么最近几年活跃的一些年轻制片人，则更多是先学习电影，再学会和资本打交道。实际上，在他们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了商业，让许多问题变得更清晰了，然后就会慢慢出现对商业模式的思考。

张一白选择上EMBA，关雅荻考虑读博，正是因为意识到商业思路在实战中的缺乏，所以有学习的动力和必要。而目前国内制片人正在努力理清思路的几个问题。比如张一白在想，为什么出现金的人能拿走翻倍的利润，制作团队反而仍然很穷；又比如营销的投入如何滚雪球式的随着营销阶段和招商情况放大等，都需要系统学习才能掌握。

张一白的困惑也是许多艺术家出身的制片人的困惑。“哪个导演不希望有个张伟平帮自己，但中国幸运的导演就那么两三个，”张一白感慨道，“我觉得我等不来，我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制片人。后来我就想，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自己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平时和投资人聊天，对于这些商业运作知识的积累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与其每次都觉得不在一个语言体系里，还不如系统学一下。

经纬中国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曾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投资文化产业挑战很大，我这几年对文化产业的领悟如下：你跟艺术家谈钱他会觉得你在侮辱他，你不跟艺术家谈钱他会觉得你真的侮辱了他。”听起来虽是玩笑之言，但对于混合商业与艺术创作的电影市场来说，这段话确实有其合理性。

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和金融系统对接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制片人在进行融资运作时有了更多选择，业外游资与热钱已然成为下下之选。但面对复杂的投资构成，盘子越做越大，如何在一轮轮的融资过程中，保证原有资源和劳动的不断溢价，如何保证股份分配的合理，这些都是制片人需要思考的。

这并非倡导制片人都要进商学院回炉，毕竟每个制片人都有各自熟悉的融资资源。一直坚持艺术片路线的独立制片人耐安坦言，“在过去10年间，我操盘的电影拍摄都没有用过业外资本。”在海外存在着很多为鼓励艺术片制作而设立的电影基金，并设有专业的融资平台。耐安通常会将电影项目拿到海外进行基金申报，因为与国内主流商业片的定位有一定距离，耐安的做法是争取与海外电影公司进行联合制片，同时为这些项目打下以后海外销售的基础。而耐安也一直没有放弃国内的专业资本，努力做到“两条腿走路”。

和这些需要与资方进行博弈的制片人比起来，杜扬算得上幸运，职业生涯中几次换东家，都落在了“凤凰窝”上，不必为融资事宜发愁。华谊兄弟从《大腕》开始，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制作合拍片，杜扬幸运地参与了各种商务谈判。有王中军、王中磊运筹帷幄资本市场，杜扬可以潜心向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合作制片人学习管理经验。而从那之后，无论在华谊兄弟还是后来转去完美时空任职，杜扬都相信标准化、信息化的管理。非常直观的表现，就是资金使用要计算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做什么事，每一尺胶片怎么用。

而作为《锦衣卫》、《叶问》 系列电影的制片人，安晓芬则是专业的会计师出身。她入行是跟着张伟平与张艺谋做新画面影业，主要负责财务工作。通过专业的财务管理，安晓芬可以不在现场但清楚片场发生的一切事情。也是因为参与张艺谋电影的财务工作，安晓芬精确地掌握了电影的成本分布。后来，由于自己闲不住的性格，安晓芬放弃了新画面一年一部戏，一年忙仨月的轻松工作，转投星美，继续负责财务。但由于工作需要，她也将院线市场摸了个透。2007年，安晓芬成立了自己的影业公司。

按照云峰基金合伙人虞锋的话说，“其实英雄都不用问出处，关键是学习能力。最终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想法，而不是一年做几部戏，投资人会帮你完善商业模式。”话虽简单，但这确实是中国电影制片人的未来方向。在海外片竞争激烈，国内市场快速成长，甚至形成投资泡沫的关口，未来能够成功的制片人和公司，一定是有大的想法（对这项事业的激情）和新的商业模式。当然，这并不局限于电影，还包括整个文化创意产业。

英雄终结 商道为王

优秀的制片人身上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商业属性，在商言商，“电影是娱乐产品”这个概念在业内达成共识很多年了，所以考核一个制片人的标准之一就是他推出的产品是否好卖，或者换言之，他能不能将一个产品卖好；另一种属性则是艺术属性，关心产品是否好卖的前提是明白产品是否好看，设计是否合理，缺什么该补什么，这些都是制片人需要具备的素质和天然属性。

然而看过这么多制片人的成长经历和职业生涯，你会发现这种制片人应该具有的双重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说简单点，有的制片人有商业头脑，但缺乏艺术鉴赏能力；有的制片人极具艺术鉴赏力，但商业运作一塌糊涂。而有些制片人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以自我改造或是和他人缔结搭档的方式补全了这双重属性。

制片人如何完善商业属性呢？除了读EMBA，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杜扬认为，“制片人应该是杂家。”制片人可能不是某领域的专家，他相当于经理人。他可能会去做市场营销，但他不是市场总监；他可能还要修改剧本，但不是职业编剧。他关注和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编剧、摄影，甚至不局限于电影。

多数电影制片人对于电影剧本的判断和直觉都是非常敏锐的。一来是电影制作最核心的“质”就在于此，二来时机不等人，很可能晚一步看完剧本，项目就被别人抢走了。也有不少后来很成功的电影是制片人在瞬间完成的决定，当然这不涉及后面对剧本的再开发和修改。安晓芬成立的大盛国际传媒公司，在接到《李献计历险记》的动画原片时，安晓芬只看了两分钟便决定要拍，而且一定坚持原片中真人演员与动画结合的效果。现在该片已经吸引了很多当红大腕明星参演客串，只为了剧中人李献计的一片痴情，和对现实中该片导演李阳的欣赏。

另一个闪电决策的例子是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杨洪涛。《画皮》本是安晓芬操盘运作的项目，但杨洪涛看到后十分喜欢，当即决定出资入股。用安晓芬的话来形容，就是“头天晚上刚见面，第二天就带着公章来签合同、盖戳了”。这种“掏出公章就盖”的气魄和胆量让安晓芬着实吃了一惊。

宁夏电影制片厂深居大西北，市场体量小，只能拍些公益片。然而作为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2002年在宁夏厂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杨洪涛坚持把得力干将庞洪派去北京。与其在小地方饿死，不如去大城市放手一搏，而北京就是宁夏厂与业界接轨的最佳交流平台。当时还没有人预见到这正是宁夏厂走出困境、扭亏为盈的开始。

刁钻的眼光和敏锐的商业嗅觉需要通过大量作品的磨炼与培养。关雅荻看了几千部外国电影，杜扬一年收到的剧本投稿就超过100份。然而，杜扬想说的是，这100个剧本中没有一个及格的。“不是从电影剧本本身的这个文学形式来讲，而是从未来呈现给观众的整体作品来讲，这些剧本大部分是不及格的。这么说，我也觉得自己太给大家泼冷水了。”杜扬有着感性女人的一面，但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却富有商业理智。

而作为国内金牌编剧的周智勇也在开始尝试转型。经过《疯狂的石头》等一系列与宁浩合作的电影，周智勇的聪明机智已经将他推上了编剧的金字塔尖，但周智勇的选择是做导演。面对演艺明星跨界发展，周智勇觉得转身做导演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人到了一定阶段需要放大自身价值，而作品同样需要被放大商业价值”。位于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工作者也可以尝试变身多面手，没准儿就能再出一个全才制片人。

目前国内电影市场正如春秋时期，各方互不干扰，尚无倾轧。按照年产电影的数量来算，国内电影市场生产主体间的梯度十分明显。从精耕细作，每年只拍1-2部作品，以导演为核心的工作室；到每年能够运作3-4个项目的制片人团队；再到有完整协作平台，每年运营5-10部电影的大公司。

每个区间吸引的投资方不尽相同。大型风险投资或是创投基金希望投资的是专业化的协作平台，哪怕回报周期相对较长，但在产业链布局完成后，可进行规模化的生产，这是此商业模式吸引投资人的关键。但目前在投资机构中也出现了差异化趋势，有些专门进行单片项目投资的基金也在涌现。

随着明年3月19日的步步临近，中国同意遵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裁决， 对美进一步开放娱乐产品市场。中国将允许美国及其他外国企业向中国引进电影、音乐、电游和图书，并准许美中合资企业在互联网上分销音乐。虽然每年引进20部外国电影的限额没变，但通过批片方式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将势必增多。而对此，国产电影人是时候该抱团取暖，苦练内功了。但这并不是说外来压力将打垮本地制片人群体，这恰恰是一个洗牌的阶段。由于电影的本地文化特点，最终胜出面最大的还是优秀的本土制片人。包括香港制片人在内，如果不认真研究内地市场，也会惨败而归，淘汰出局。在英雄时代，成本全系于一个人，一部作品。

在未来，制片人除了具备商业嗅觉和对人性的判断力，更高层次的进阶一定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面包含各种资源的布局和组合，各种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发现和培养导演和演员，布局三四级城市的院线等等。在我们的采访中，虽然有关商业模式的言论从制片人口中说得很少，但是就像张一白所说，“其实大家心中都藏着一个华谊兄弟的梦想。”只是时机和资源尚不成熟，但明后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大环境的进一步变迁，新的商业模式一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