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古文献史上有四大发现：甲骨文、敦煌遗书、西北汉简和明清大档。甲骨文、敦煌遗书、西北汉简研究者众，唯“明清大档”因为与书法无涉，只是文献学家感兴趣，故书法圈里关心者鲜。

但明清大档的保存和留传，是档案史上的一部传奇史；也是文物收藏鉴定史上的一部传奇史。

大档者，乃是最重要也最权威的皇家档案也。档案为什么这么让人重视？是因为它是第一手资料，原始记录；它就是历史。

清 档案

一种伟大的历史“存在”

故宫的明清档案中，明朝档案是清康熙年间修《明史》时下诏征集而成，已非全璧。《明史》修成后，这部分档案资料交内阁保存，成为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一部分。称为“明朝档案全宗”，记录洪武到崇祯的许多史事，以兵事居多。而大量敕谕、诰命、奏本、题本、揭帖、呈文、启本、塘报、选簿、咨文、札付、舆图、契约、税票、户单、状纸等各种簿册卷札，构成了这一部分的基本形态。

清朝档案是由原清内阁大库档案、清军机处方略馆大库档案、清国史馆大库档案、宫中各处档案、清代宫外各衙门档案和一些私人档案组成。总量有900多万册（件）。明代档案损毁颇多，清代则称齐备。而在此中，“内阁大库档案”是核心中的核心。它分为内阁、军机处、宗人府、内务府、弼德院、资政院、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新政后的陆军部、度支部、农工商部、学部、邮传部以下乃至民政、外务、巡警、理藩、都察院或部；还有神机、健锐、火器营；銮仪卫、各巡抚衙门、都统衙门、醇亲王府等等。除上述明朝档案已经列出而清朝沿袭的惯例名目之外，更有起居注、实录、圣训、玉牒、皇册、方略，乃至特定的戊戌政变、筹备立宪、新军编练与海军创设、外交上有边界、通商、教堂与传教士等，以及剿灭天地会、太平天国、白莲教……这样浩瀚无边的档案文献史料群，是一个无法再生的思想和史实的“存在”。但在当时，这样伟大的“存在”，却因为深锁于紫禁城中，被视为禁物，故举朝上下并无人知晓和关注。

清乾隆三十六年赐“色布腾”诰命 手卷

“八千麻袋”险成纸浆

1910年，清朝江山倾覆只在转瞬间，宫里人心惶惶，内阁档案大库年久失修，又经八国联军抢掠，大库一角塌陷。于是就有了维修之议。先把库中档案移到文华殿暂存，因为数量太庞大，堆满廊下过道，于是内务府准备烧掉一批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档案。小太监往外一透露消息，就有一些古物贩子动起了心思。比如琉璃厂悦古斋就曾收到过一批纸墨，有古旧纸，夹裹着朱墨歙砚。朱墨是皇上用来批奏折的，比一般墨要贵重得多。而且有皇上的御用标志和年号。还有古旧纸中的高丽纸，是进贡皇上的高丽贡品，絮纸如绢，横拉不断，坚固耐久，更印有内务府收存印记。这些蛛丝马迹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一打听，才知道是从清廷内阁档案大库中流散出来的东西。

清朝覆亡，民国始兴。北洋政府要办历史博物馆并成立筹备处，当时按照清廷与民国的退位协议，紫禁城之内，自成朝廷，仍行皇帝威仪。而一般民国人物也不进故宫，以示与旧朝势不两立。看到满廊满屋的档案堆积如山，于是政府认为应该把大档归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作为基本藏品。博物馆没有办起来，明清大档也扔在一边无人过问。民国政府财政窘迫，维持日常开支全靠自筹。博物馆筹备处的上级是教育部。为筹发各级官员的薪水，于是议决将闲置的内阁大库档案除留存一小部分之外，全部卖掉换钱。当时装了8000麻袋，又没有人接手；古董铺认为如此超大体量的档案，又不够古董级别，没地方储存；而庶民百姓更不敢沾手皇宫之物，怕犯大不敬、私藏御物而招来杀身之祸；最后无奈何，只得卖给纸铺打成纸浆做“还魂纸”。卖出价仅为4000银圆，而接收纸铺的名称为“西单牌楼‘同懋增’纸铺”。为了快速成交，遂先把这批8000麻袋大档转存在彰义门内货栈。这家货栈共五个院落，30间大房，连院内全都堆满了麻袋，高顶房檐。得亏上天护佑，北方少雨，不然这批露天存放的大档早就毁损殆尽了。

当时金梁、罗振玉（学部参事）和韩懿轩（古玩店掌柜）一看急坏了，会同宝熙一起找到“同懋增”纸铺掌柜程运增，商议要买下来，程开价25000元，最后成交为23000元。金梁、宝熙虽是旗人贵族，但却没钱，遂商议由罗振玉填钱支款，先运到善果寺庙中，再分运各处。但从以上记载看，貌似罗振玉是此中的主导者。满人金梁、宝熙只是参与其间。而我更有一猜测：一、金梁参编《清史稿》并有大改，还有“关外本”云云，他有这样做的底气，是否与他也接触到这批大档甚至收藏部分也有密切关系？二、韩懿轩为古董店掌柜，他是通风报信者但却未出手大批购入，应该与他经营古玩书画的专业有关。明清大档多属于文献，与古玩字画不是一个路数。所以他认定要抢救但自己不出手。而罗振玉有极精明的商业头脑，知道奇货可居，他又精通古文献学，是十足的内行，故由他来主导这场明清大档的抢救运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明永乐十二年授牌起明威将军世袭并建哈儿分卫汉蒙文诰命

明清大档的流传往事

收到这批明清大档后，罗振玉精选一批运往天津他的住处，立“库书楼”专庋之。后来他又花时间精挑细选，分散藏于各处。日本人听说此事，到天津问他买了不少去；他赴日本京都避难，创办“大云书库”，其中也庋藏不少档案文献，后来又因学术交流，这批流失的大档又转卖给顾颉刚等创办的研究历史地理的“禹贡学会”。1924年，他将相当数量的大档整体转卖给李盛铎。北伐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买走了李盛铎的这部分藏品。而罗振玉天津精藏的那一部分，后又移到旅顺罗的住处，辗转归东北博物馆。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三有《库书楼记》：“其中有书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朱谕、敕谕。内外臣之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

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大师，见多识广，所记的又只是罗振玉天津一地“库书楼”的少部分明清大档，就已经有如此艳羡的口吻，那么推及之于京都、旅顺，还有流失日本的那一大批，更有曾卖给李盛铎又易手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后携去台湾的那一大批（据说也有40万件），8000麻袋的明清大档，该是一个多大体量的文献史料大库藏、又牵涉到多少近百年来的文物收藏交易史料？

清 题奏本稿

编辑 郑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