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文互联网的画风越来越诡异。

每个早晨，新闻资讯平台伙同各大公司的PR们给大家洗脑，每项技术都重构未来，每个产品都改变世界，每套算法都超越硅谷。

另一边，则是被扒下来的底裤。

Boss直聘当初害死人的时候，CEO倒是痛哭流涕诚惶诚恐，可等大家遗忘了媒体不说了，AI财经的记者一问，连个当面道歉都没有。

大家慢慢反应过来了，这些号称改变世界的互联网公司，脚下原来还躺着累累白骨。

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真信自己能改变世界？

2

接下来数年，媒体的主要使命，是要坚持不懈和具备了作恶能力的互联网巨头做斗争。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成长为新的体制。中国社会的信息权力结构已经开始改变，流量和数据才是未来的权力。所以，能够决定流量分发和如何对待流量中的人的公司，才拥有了难以想象的权力。

相应地，他们才成为新的体制。

在巨头上班，有班车、三餐、年终奖和未来的股票，如果靠着皱纹再混到总监级别，还有丰厚的权限，及灰色收入。怪不得会成为中国80后90后的体制归宿。

这种生活，几乎就是当年大院生活的翻版。所以，尽管回龙观和中关村看着很科技，其实只是互联网时代的机关大院。

按这个角度理解，很多事儿立刻就很明白了。

比如，几乎不可避免地，公司还会贴心地为你的孩子弄个托儿所。

3

虐童事件，携程原本是个受害者，但很遗憾，携程和百度一样，在络绎不绝的危机事件中乱了阵脚。

要命的是，携程对外所散发出的讯息几乎无一正面。威胁爆料员工、被截图的公关人员朋友圈，再加上那条推卸责任的正面回应，条条奔着帮妇联解围而去。

更要命的是，在最近携程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半点儿明确的价值观。

就连用户至上、员工第一等等这些虚头巴脑的词都没有。

再看看重灾区百度。在被千夫所指之后，百度公关痛定思痛，弄了个“这届百度公关”的微信公号，整天发一些怼媒体老师的文章。

自己不占领价值观，就只能等人民群众来帮忙。携程在手，想揍就揍，百度一下，你就完了。

所谓战略失策后院失火，其实都是价值观的失误。

4

然而谁都不知道价值观到底该怎么定义。

但价值观又是个现实存在的东西。只要你拥有权力，可以掌握无数个体命运，你就需要某种限制性的理念，束缚自己，并安抚他人。

魏则西的死，百度不是凶手，但在这一全过程中，百度的信息审核机制和权力混乱，成为了魏则西悲剧的一部分。既然掌握了流量、渠道和话语权，如何使用分配和掌控，就牵涉到了价值观。

比如Boss直聘，真实，这应该是基础的价值观了吧，但很遗憾，主打真实招聘平台的公司却恰恰没能维系住这一套最基础的理念，最后，公众自然会找你算账。

因为你足够大，因为你的权力和你的流量，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规训。而价值观，正是这种规训。

谁掌握流量，谁就控制了几千万人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假期。而我们要相信，公众心中天然对控制和反控制有本能的恐惧：既希望被体制化，又时刻担忧体制失控。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步入了自己的盛年。但在价值观层面，真是一地鸡毛。

乐视的员工能偷卖流量、美团的外卖员能偷吃盒饭、京东的人能把王思聪的隐私贴上微博，携程能暗中加价，再加上百度那些付费删帖竞价排名的生意，算起来，真是没一个能不作恶的。

当年号称要颠覆一切的革命者，革命之后走上了旧社会的道路，这种历史循环，人民群众可见得多了。

5

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本土的价值体系。

中国互联网公司那套科技改变世界、打破垄断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理念，完全是一套舶来品。早期，互联网被乌托邦主义者视为平权的标志，一个消灭传统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契机。因此，诞生了所谓“科技改变世界”、“互联网消除中介”的话语体系。

但这两年，这套话语体系已濒临破产。互联网已不再是技术精英的小圈子玩物，事实证明，当它进入全社会，互联网依然要遵循人类的传统权力结构，那些叫嚷着要改变世界的IT精英们，渐渐也成了权力意志的同谋。

比如，来中国在雾霾天里跑步的扎克伯格。

这套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几年前被白俄罗斯作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嘲讽过一次，说这是“技术解决方案主义”。意思是说，这些技术至上主义者宣称一切都能被技术的解决方案破解，然而技术的伦理难题，却被他们给忽略了。

莫罗佐夫举了个例子，说是德国一个创业公司做了个垃圾桶监控设备，能够检测人们扔下去的垃圾是什么，记录数据并分析，这样就能为社会节能减排促进垃圾分类。

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人们不希望自己保存了大量隐私的垃圾，被以各种目的监控。这背后就是伦理问题：互联网没有伦理，但互联网公司需要伦理。

跟中国的科技公司干的事儿比，嫌弃垃圾桶的摄像头简直像道德洁癖：360还能把安全监控摄像头给变成直播信号呢。

5

另一个层面看，中国互联网公司在价值观层面是有原罪的。

尽管中国照抄了别人的话语体系，但很遗憾，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少有真正的产品创新。更多是模仿，本土化，然后靠低成本无限制的地推取胜。这套方法论，如今被美其名曰为“商业模式领先”。

人类历史上的商业模式就那么几种，中国人无非是干了一些更利用人性也更鸡贼的事儿而已。

这种模式决定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少懂得创造的含义，只懂得如何和竞争对手和用户进行无限制格斗。

前段时间，有个创投媒体采访了一家洗衣O2O的创业公司，这位CEO居然侃侃而谈自己在创业初期，溜进大学洗衣房剪人家电源线的故事。

这样的创投媒体和这样的互联网创业者，几乎只有一种价值观：成功就是一切。

遗憾的是，中国如今活跃在台面上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成功学驱动的。

成功学不讲道德。但用户需要。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一开始照搬了硅谷精英们的话语体系，却根本不曾理解那套价值观中真正美好的地方：能不能改变世界再说，但起码先不作恶。

谷歌因此才是天才。在还未有作恶能力的时候，谷歌就意识到了，未来世界的权力注定是自己的。于是，我们先把一套伦理标准弄出来，所以，至今也没人害怕谷歌，哪怕谷歌手中还有这个世界最有资格毁灭人类的阿尔法狗。

于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成就了体量和估值，却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商业文明和伦理。

7

另一套最新的话语体系，是爱国主义。

这一点在人工智能公司身上尤为明显。典型的叙事是这样的，一个海归，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来，组建了一个创业公司，在某项竞赛中超过美国公司，所以，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一定是中国的。

爱国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都犯了同一个错：没人需要你爱国爱技术爱理想，我们只需要一个干净的搜索引擎、一个不被侵犯的数据环境，在互联网招聘平台不会被拽进传销窝，在相亲网站上不会被仙人跳，在搜索疾病时不会被带进莆田医院。

我尊重技术，尊重程序员，但我不愿意自己活在一个被大数据侵犯隐私的世界，不愿意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别人的大数据，成就了别人的估值。这是爱国主义的口号所解决不了的。

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可以准确识别每个的市民，可以抓住每个在公园里小便的醉汉，甚至可以驱赶所有不合时宜的流浪汉。

但这会让生活更美好还是更恐怖？好像并没有几个高估值的公司正面回答这一切。

而这一切，迟早又是新的伦理难题。

在黑暗时代的末尾，北岛老先生感慨说，这简简单单的愿望，如今却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前事不忘，是人类的基本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