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理学史上，游酢原本与杨时齐名，他们同为二程的弟子，正是这两位把理学传播到了福建，并使之在那里发扬光大。清代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卷一中称：“周敦颐理学之教得二程而益盛。闽福清王蘋、将乐杨时、沙县陈渊陈瓘、崇安游醇游酢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

蒋垣在这里叙述了理学初期的递传过程，他从周敦颐讲起，称周将理学传给了二程，而后讲到了六位福建理学家。蒋说这六人都是二程的弟子，正是由他们把理学传导到了福建。

广场上的游酢像

关于理学传入福建的途径，蒋垣在此书中列出了三条。其第一条是北宋庆历年间的胡瑗和孙复在朝中任国子监直讲，而当时的福建人刘彝、游烈、徐唐等在国子监学习，而后有一位叫陈烈的福建人当上了国子监直讲，再后来陈烈回到福建，与当地的陈襄、周希孟、郑穆三人共同在福建提倡理学，这四人被后世并称为“海滨四先生”。虽然这四先生对福建理学有启迪之功，但他们却没有创建出完整的理学理论，因此他们在福建理学史上的影响并不大。

游酢后人游恒正

蒋垣说的第二个途径，则是北宋熙宁二年张载任崇文院校书，福建人邵清跟他学习《易经》，邵清回到福建后，在其先人墓旁建起书堂，聚徒讲学，然而邵清并没有将关学在福建发扬光大。

蒋垣所说的第三个途径，就是福建人游酢和杨时成为了二程的弟子，他们返回福建后，致力于传播洛学，终于使得理学在福建扎根，而后他们两位的弟子又把理学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了影响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派别。由此可知，游酢与杨时在理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游定夫祠

然而按照正统的说法，洛学的正统传人是杨时，而非游酢。一般而言，后世把杨时称之为闽学鼻祖，可是在当时，游酢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比杨时小，尤其在他们老师的眼中，游酢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杨时。比如《二程集》上程子说过这样的话：“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颖悟，然资质温厚。南剑州杨时虽不逮酢，然煞颖悟。”

看来游酢拜师之后进步很快，老师夸赞他特别聪明，并且说他的聪明程度超过了杨时。在当时，游酢、杨时与谢良佐、吕大临并称为“程门四杰”。《朱子语类》中记录了朱熹回答弟子关于“程门四杰”的一段话：“问：‘吕、游、杨、谢四子之说孰优？’曰：‘此非后学所敢言。程先生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朱熹在这里也复述了程子所言，认为杨时赶不上游酢，但朱熹并没有排列出这四位的先后顺序。

样式特别的文保牌

文保牌背面详列了保护范围

而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二十六中说过这样的话：“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谢、吕为著。”黄宗羲的这句话把游酢排在了四杰之首，故高令印在《游酢评传》中以此来认定：“游酢是洛学的首要传人。”

既然游酢在福建闽学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为什么后来他的名声却远在杨时之下呢？高令印在此专著中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说：“闽中理学主要是由游酢和杨时两人创始的，而后世杨时享有重名而游酢罕为人知，还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

朱家溍先生所书的匾额

而后高令印又从游酢和杨时的去世之年论起，因为游酢比杨时早去世12年，而游酢去世时正赶上北宋灭亡前三年，当时的国家极其混乱，人们已顾不上探讨哲学理论。而杨时去世时已经是南宋建国后的第九年，社会已经渐渐安定了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时受皇帝重视，被选为了侍讲，同时还担任过其他要职，并且他提出过激烈的抗金主张，所以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再一个原因，则是杨时弟子众多，据说有一千多人，而他的再传弟子则有李侗，之后又再传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等，这些大佬终于使理学一统天下，这也就是杨时地位越来越高的原因。

高令印的这段论述应当是本自清朱珪在给《游酢文集》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先生终于宣和五年，未兴‘靖康之变’。而龟山先生晚年赴召，名位较显，又得罗（从彦）、李（侗）以授之考亭（朱熹）。故其传遂大。然先生德行粹然，政事绝人，为龟山之畏友，其所深造，未易窥其涯涘也。”

祠堂内景及管理者

正在制作条凳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其实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游酢的著作大多失散了。明代福建藏书家徐在《红雨楼题跋》卷一中谈到《游定夫集》时称：“庚子岁，建阳令魏公命修县志，将以游、刘、朱、蔡、熊作五世家，游氏子孙抄录祖先事实，送余采择。廌山先生为吾闽道学之祖，其所著作固不止此，此特百之一耳。”

徐说，建阳当地要修县志，游酢的后裔将其著作送到徐那里请其做选择，徐看到著作如此之少，感叹到游酢是福建道学之祖，其著作不可能这么少，徐甚至认为家人送来的游酢著作，只是他当年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一。

祠堂院景

这百分之一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徐没有说，然而《福建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上刊有陈其芳所撰《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此文中称：“现只有游酢著作之十分之一。”比这个数字更多者，则是清朱珪在《游豸山先生文集跋》中所言：“著述十四卷，今所存者三之一耳。”

以上的三个比例跨度太大，从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后是三分之一。不管怎么说，后世基本认定游酢的著作大多数失传了，这也是他在后来影响越来越小的原因。

新修的《游氏族谱》

这里还有一些

虽然如此，但如今还是有些著作流传了下来。福建当代学者方彦寿先生就写过一篇《游酢著作版本源流考述》，其在文中列出了游酢所撰的《中庸解》等12部著述，而后统计出这些著述总计47卷，其中有五种已经失传了，方彦寿总结到：“而现存在清人所编的《游廌山文集》中，虽收有游氏著述七种，但卷数却仅占总数的七分之一稍强。其二十世孙游廷馨称，此书‘共计三万言，合成一集，铸之梨枣，以公海内’。三万言即三万字，若以今铅字排列，不过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罢了。由此可知，由于在元、明时期，游氏后人未能及时重刊游酢的著作，损失是相当大的。”

在这里，方先生又统计出游酢的著作流传后世者为七分之一，但不管几分之一，这些失传的著作很可能是游酢思想的精髓所在，而这些重要著作的失传影响到了后世对他思想的传播，也自然就降低了他在后世的影响力。

枝繁叶茂

《道南学派图》

除了以上原因外，后世认定游酢影响力衰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说他晚年信了佛教，而理学家一直排斥跟佛教产生关系，游酢入了此道，当然受到了理学家们的诟病。

对游酢信佛之事，朱熹就明确地说过“游定夫晚年学禅”（《朱子语类》）这样一句话。朱子给出这样一句定论，当然对后世影响很大，而胡宏对游酢的学禅之事更是予以指责，《朱子语类》中录有这样一段话：“五峰临终谓彪德美曰：‘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字。游定夫所以卒为程门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胡宏在临终之前竟然称游酢是程门罪人，原因就是游酢信了佛教。而朱熹认定游酢信佛教之事，恐怕也是受了胡宏的影响。

游酢雕像

对于这件事，高令印在《游酢评传》中予以了辩污，但高先生也承认游酢确实学过禅，不过说那是游酢在早年时所为，并且这件事程子也知道。《二程集》中称：“游酢、杨时先知学禅，已知向里没安泊处，故来此，却恐不变也。”

看来早年学禅者并非游酢一人，杨时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学习。只是二人学禅之后却从禅理之中寻求不到安心之法，所以才去拜二程为师。游酢在20岁时得以结识程颢，29岁时又跟杨时一同前往拜师，如此推论起来，《二程集》上的这段记载正说明游酢是在30岁之前学习禅学，而后放弃禅学转而学习理学者。

其实游酢的这个转变，朱熹也很清楚，他所编的《伊洛渊源录》卷九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游定夫后更为禅学。大观间，（吕）本中尝以书问之云：“儒者之道，以为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顺此五者，则可以至于圣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则二者之间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书云：“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尝见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从出哉？要之此事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

祠堂内景

这段话所说的“大观年间”，时值游酢晚年，但如何理解“更为禅学”这句话，则是游酢是否坚持禅学的关键，高令印认为这四个字：“应理解为对禅学深考，即深入进行研究。”如此说来，游酢在晚年仍然在研究禅学。

然而吕本中给他写信请问此事时，游酢却说佛经上所说的道理其实儒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觉得要想区别儒学与禅学，当然要在做一番探讨之后，再给出客观的结论。

由此可知，游酢到晚年依然研究佛学，其目的不是为了信佛，他读佛经是想从中寻找出其与理学的不同，而后予以批判。比如他在《答吕居仁辟佛说》中称：“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有是哉！敢以管见陈白。”在这里，游酢明确地称儒教的观念最合世道，而佛教所言其实是错误的。

游定夫书院

当时还有位叫胡庸候的人，想用佛理来解《周易》。游酢听到后，立即予以了批判：“《易》书非佛书并也。佛自立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答胡庸候借佛书〈周易〉》）游酢在这里批判了佛教的人伦观念，所以他认为以佛教解释《周易》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