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都有贪污腐败，但像晚清官场那样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无所不在的风气是空前的，几乎无官不贪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官员腐败成风是导致大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

晚清因太平天国战乱及各省灾荒，加之对外赔款，国用支绌，于是大开捐官之门，以广收入。为防止假冒顶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乡为官者出具印结，所谓“印结”，其实是清代一种行政文书，即钤有官印的证明某人身份的保证书，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顶替。

于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对出结官馈赠钱物，久而久之，馈赠成了规矩，一种潜规则，甚至有了固定数额。为了这笔馈赠能够让同乡的官员利益均沾，同乡京官便成立了“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结的，都直接去印结局纳了“印结银”后取印结即可，而官方也只认可印结局开出的印结。

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结，得掏不少银子，就拿一名江苏捐官者来说，他是监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补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记记述，捐官的费用是1096两。但缴纳的印结银就高达584.03两，其中大结四张：注册99两，验看99两，声识及识认两项是99两；还有两张小结：保免本班44.5两，留省44.5两；另外还有1.07两的小费。

这些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归入印结局再公分给同乡官员。尽管平均到每个官员头上每月也就只有数两到十余两不等，但对那些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的小京官来说，可谓大旱之望云霓。

只靠印结银一项维持京官的体面生活，仍然不够。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多，“每年所入不过百金，但不无小补”。这就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所谓“冰敬”，就相当于消暑费，“炭敬”则可以认为是取暖费。这些额外收入，无论印结银还是外官的馈赠，都不能简单地归入“贿赂”一栏，它已经成为一种规则。你可以称之为陋规，或者按时下的称呼称为“潜规则”或“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是成体系的，在大清朝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着官员们体面的生活。

晚清的知府上任，首先他也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幕僚，那就是账房师爷。他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负责秘密记录致送上级长官的礼金各是多少，这本账也被称为“内账”。五品知府没资格进京送礼，那是布政使以上才有的资格。所以，他需要打点包括本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还有总辖苏赣徽三省的两江总督。要拜见自己的顶头上司见面礼是少不了的，两江总督至少要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50两，这些加在一起一次就要1850两。每次拜见都要程敬，节礼和贺礼即所谓“三节两寿”，巡抚每节至少600两，过寿400两；按察使和布政使则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包含在内。同时，像是道台、驻防八旗将军，等等，也需要不时送礼。那么这一年光是最单纯的送礼，一个知府就需要花出将近1万两，这还是以最少的数额计算。

作为知府他一年正俸有白银80两和40石大米，每石大米如果折银一两，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20两，额外的官方收入还有政府提供的养廉银1400两，加在一起是1520两，即使他不吃不喝，他的薪俸收入也不够送礼的。

知府他有权收受下属的见面礼和三节两寿的贺礼。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总共是10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加在一起是3000两，这一年的额外收入有4000两，如果下面的县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送得多的话，可能总数会达到6000两。

一个知府收礼加俸禄大致一年能收入7520两，给上司送礼还是不够啊！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财源？答案是：有的。在收地税时，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加派捐税需要冒大风险，但还有一大笔孝敬没着落。只得使最后一招，就是挪用库银和向银号、商铺借贷。

晚清各地方亏空乃是常态，如果地方官运气好，在离任前做好账薄，便可将亏空漏洞转嫁给下一任去头疼。“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绞尽脑汁，营营汲汲拼了命地捞钱以筑起隐型财政体系的地基，整个帝国的财富通过这套体系向京城汇集到更大官员的手中。

这样一个看不见的财政体系，它由国家税收以外的收费所得，以“陋规”的形式在官僚系统中运转。有时候它是官员往来的“节礼银”、“漕规礼银”、“关规礼银”、“盐规银”、“钱粮平头银”等，有时是证明官员身份的“结印银”，有时候是地方官审计报销需要送给户部的“部费”。“我们可以发现陋规已经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只要有公共事务，只要你需要和官方打交道，你就无法摆脱陋规的困扰。”

结交京官，只能想方设法在所辖地内寻找财源，于是，供给国库的地方库银就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攫取目标，这就毫无疑问会导致各省亏空。

各省的亏空又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漏洞。而这些漏洞流出的银两，实际上又作为非正式的津贴和福利落入官员的腰包。而国家财政为了填补更大的漏洞只能扩大捐官，甚至冒险苛征捐税。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官员、民众、国家都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牺牲品，但既然已经相沿日久，所以习焉不察，人们只能诿过于贪官污吏的横行，却无法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乃是整套体制的荒谬。

遗憾的是，发现这种荒谬的，乃是一个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他向明治天皇呈上了在华多年考察的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在报告中，宗方认为中国全民腐败：“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其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分子之腐败也……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宗方更预言这样一个全民腐败的帝国“必将呈现支离破碎的大变化”。这一年是1894年，咱们中国叫甲午年，这一年中日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这一场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