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被称为中国大学之父，因为他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而此堂正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严格来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并非是张百熙，因为该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是当时的提议者之一，当年的七月四日，光绪帝正式批准成立，而委派孙家鼐负责，孙之后则是许景澄。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有新政一律废止，唯一的劫余则是京师大学堂。为什么不将这个新政也一并废除？一种说法是因为建立得早，但这种理由似乎难以成立。

虽然京师大学堂没有被关闭，但实际上也已经停顿了下来，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有的逃离有的请假，于是许景澄向朝廷请求“裁撤”，接着慈禧下令学堂停办。义和团风暴后，清政府又重开新政，废科举办学堂，于是京师大学堂又接着办了起来，这一次，朝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抓此事。光绪二十八年，张百熙给朝廷上了封奏章，该奏章名为《奏办京师大学堂》，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惟是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且其时各省学堂未立，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仍多未尽事宜。”

登山的路

张百熙也提到之前办有大学堂，但那时的规模只是草创，并且各省并未效仿，由此可知，张百熙之前的京师大学堂只是草具规模，并未实际展开，于是才有了张百熙的详细提议。他的这封奏章中还有如下一句话：“书籍、仪器宜广购也。查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张百熙建议要广泛购买书籍和实验仪器，因为在此之前，大学堂先被土匪占领，后来洋人赶走了土匪也驻扎在这里，而这些人都对大学堂的设施进行了破坏，原有的藏书和仪器都损失掉了。由此可知，张百熙接办的京师大学堂已经破烂不堪，他是在几乎全无的基础上又重新建起了一所大学。为此，谭承耕在《张百熙评传》中给予了这样的肯定：

当时张百熙的工作表面上是恢复京师大学堂，但实际上为创办。因为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许景澄任内，其教学内容仍然是圣经、理学，名为大学堂，实为封建大书院；且一再停办，校舍狭小残破，毫无近代高等教育的内容实质与规模。而张百熙在主持京师大学堂时，乃除旧换新，基本上以新的近代科学技术代替旧的封建经学，以近代教学管理与方法，代替旧的封建书院的教学管理与方法，将徒然挂了一块‘大学堂’招牌的大书院，基本上改造成了一所新式大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张百熙创办了京师大学堂。有人说他是中国‘大学之父’，也有一定道理。

张百熙墓全景

张百熙为了大学堂的建设可谓尽心尽力，比如李肖聃在《湖南省志初稿·艺文志》中评价张百熙的《退思轩诗集》时称：“庚子之后，为士望所重，以某部尚书，授为管学大臣，兼管京师大学堂事务。时以大学堂总教习难得其人，跪请桐城吴汝纶起任其职，汝纶不得已而强诺之，士称其下士礼贤，为近代公卿所未有。”他为了能够办好大学堂，特地请桐城派的吴汝纶出山做总教习，但吴坚持推辞，于是张百熙就跪在地上不起来，没办法，吴只好答应了下来。他能如此的礼贤下士，作为朝中高官，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在此之前，张百熙还曾因为举荐他人而受到了处分，这位被举荐者正是康有为。《清史列传》中称：“九月以滥保康有为等，部议革职，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十二月开复处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了出去，但举荐他的张百熙却受到了处分。对于这件事，张百熙多有辩解，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录有张百熙写给瞿鸿禨的一段话：

方咨送某某时，尝声明酌中采取等语，虽亦觉其危言谠论，不无偏激，而通晓时事，似有过人之才。不谓包藏祸心，陷于悖逆，至于如是，是则愚蒙无识所未及深察隐微者矣。往昔论列时流，将以某名并举，经我老前辈指示，乃速去之，以近于不孝而黜之于剡章，岂有觉其不忠而反登诸荐犊？……鄙意于某某，初非有党同之见，特以自信太过，其弊一至如此，此则非惟寡识，亦坐不学之过矣。

此信中的“某某”，指的就是康有为。张说受了康的蒙蔽，他没想到康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张在这里骂康，是否为真实的心态，后人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人说这是张百熙在替自己开脱。张究竟对康的态度如何也只能任人猜测了。

《约章成案汇览甲篇》十卷，清光绪三十一年序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张百熙序言

此信的收件人瞿鸿禨跟张百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二人都是湖南人，并且共同就读于长沙妙高峰的城南书院，而后二人又都考取了进士，二人最初的关系也很不错，可是后因政见不同而渐渐疏远。他二人的同乡叶德辉在《退思轩诗集》一书中写了一则跋语，此跋的第一段为：“光绪末造，湖南有二巨公立朝为天下属耳目者，一为善化瞿文慎公鸿禨，一为长沙张文达公百熙也。二公皆以词臣受两宫特达之知，文慎协揆坐，文达参新政，海内外品目人物者必曰瞿、张，犹之光绪中叶清流仰镜之翁、潘也。”

光绪末年，湖南有两位重要人物在朝中任官，一是瞿鸿禨，另一位就是张百熙，而天下人又将其二人并称。对于二人之间的不同，叶德辉又在该跋中说到：“二公为政，附和变法，尤喜汲引新进少年。余壮时亦荷二公青垂，而心窃以为未可。大抵文达天性宽泛，时为文慎所猜疑，由其门多杂宾，授人以诋諆之隙。文慎热中富贵，与文达同其趋时尚，本非由衷，但心目较文达灵巧，然其速亡国之祸则一也。”二人都赞同变法，而叶与这二人都有交往，所以他在此评价出了瞿、张二人在性格及行为处事上的不同。虽然瞿、张在性格上有这么大的区分，但叶认为他二人的做法都对清朝的灭亡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李肖聃在《退思轩诗集》提要中也说：

晚清湘籍京寮，瞿、张并称，鸿禨智术深沉，慎于接物，非百熙所及；而百熙宏奖英俊，维护善类，没而门人故吏讴颂不衰，京师岳云别业之公祭，京朝官怀德慕思，有泣下者。清臣由翰林起家，得谥文达者，纪昀、阮元、裘曰修暨百熙才及五人，其誉望之重可知。

《也侬诗草》十卷，清光绪二十八年宜春阁木活字本，张百熙序言

李肖聃说，虽然瞿、张并称，但瞿比张要精明得多，而张百熙特别喜欢提携后进，所以他故去后，那些门人不断地歌颂他。李说清代总共有五位文臣去世后被谥为“文达”，而张百熙为其一。能跟纪晓岚与阮元并称，可见朝廷也很看重张百熙在文化上的贡献。

但是，张百熙对任何人都热情扶植，也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声誉，比如朱德裳在《三十年间闻见录》中说：“张孝达、张百熙在晚清同负重望，百熙为管学大臣，延曹汝霖、章宗祥为译局日文翻译，用其所长，为办学服务也。张孝达手创两湖书院，黄克强、吴绶卿均出其中。一时谓百熙之门多出卖国贼，孝达之门多出革命党。”这段话将张之洞与张百熙并称，说他二人共同喜欢奖励后进，然而二人的弟子门生到后来的结果却差异很大。张之洞的门生里出了不少位革命党人，而张百熙的门生中却出了不少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