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了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比如劳动分工、需求驱动供给等理论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学习曲线和摩尔定律的提出。新型经济学找到了其内在规律。

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传统经济学的核心缺陷，那就是无法解释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人均收入增加的规模。

从1800年到2012年，世界人口增加了6倍。而按照传统经济学指标，在这212年间，人均收入约上升了16倍，意味着世界产出的绝对量增加了118倍。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索洛剩余”的理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外，还有一些剩余的、综合要素带来的增长，经济增长的80%来自于剩余要素的贡献。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只能解释这200多年间世界产出绝对量增加的118倍中的20%。经济学家们可能因此感到沮丧，于是他们纷纷开始指责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包括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

2006年出版的《知识与国家财富》中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相反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知识增长带来的。因为知识的增长是没有极限的。按照传统经济学增长，它是有其极限的。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政府的税收会导致人们购买数量的下降，大实际上他们没有看到，税收的增加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从而阻碍了制造技术知识的创新，也就导致了价格的下降，所以即便是后来政府取消了税收，整个行业技术知识和创新没有得到提升的话，那么价格降低，需求和市场仍然是空谈。实际上，在19世纪的英国就开始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和全球贸易，他们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带到了商品供给数量成倍增加，从而推动了包括照明在内的诸多行业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是由发明和创造实现的。但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是需求推动的。

经济学家们忽视了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增长的推动力，他们也忽视了有技术革命背后的学习曲线推动的知识积累和创造力的重要作用。所以，经济学只有开始关注人本身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才能带来新型经济学的曙光。

诺德豪斯在1993年，提出了经济增长全部都来自于企业家和科学创造力的驱动，他预测在未来20年，经济增长和创新将面临极限，但是现在看来，这只是物理极限而已，而采用信息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则没有极限。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通信技术在内的一大批以信息论为基础的产品和技术蓬勃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爆发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在信息论中，之前的学习会催生出更多新的技术和创新，因为这些技术的产生依赖于之前的学习，而且能够带来更高信息熵的产品，也就是具有惊异的产品。然而，传统的经济学的世界里，没有充分重视学习、熵与增长的作用，只有我们找到了传统经济学的错误后，才能迎来新型经济学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