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湖南地区有一个著名的诗派，此派的名称大多称其为“汉魏六朝派”，也有的简称为“汉魏派”，其他的称呼还有“文选派”、“湖湘派”、“湖南诗派”，也有人称其为“长沙派”或“王派”，这“王派”的来由缘自该派的创始人或者说主要代表人物王闿运。

关于“湖湘派”的诗歌特色，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比如钱仲联在《近代诗评》中，把晚清的诗歌分为了四派，其中一派为：“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白香、湘绮，凤鸣于湘衡；百足、裴村，鹰扬于楚蜀，此一派也。”钱仲联在这里称，该派就是要追求两汉六朝的诗风。但是作为该派的代表，王闿运不满意别人这样称呼他的诗派，他在《天影盦诗存》序中说：“篁仙早入学，补廪生，皞臣亦举丙午乡试，下第还，侍父母居内斋。皆谨饬。独余跅弛好大言，篁仙放诞自喜，余尤与相得，日夕过从，皆喜为诗篇。邓弥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体，故号为‘学古’。其时人不知古诗派别，见五言则号为汉魏，故篁仙以当时酬唱多者，自号‘湘中五子’。”

王闿运撰《王湘绮先生全集》清光绪宣统间刻本

王闿运觉得本派人士不喜欢唐宋以后的近体诗，而是特别追求汉魏的五言体，所以他觉得本派叫“学古”最恰当，但王说今人不了解古诗的派别，一看到有人写五言古体诗，就会认为这是学汉魏，所以才给他的诗派起名叫“汉魏派”。

关于“学古”这个称呼，倒是少有人以此来评价该派，比如瞿铢庵在《杶庐所闻录》中，将该派直呼为“湖南诗派”：“王壬秋……道光之末，年甫弱冠，与邓弥之等结社长沙，作汉魏六朝诗，手钞《玉台新咏》，当时人皆异之。至今遂成湖南诗派。”而沈其光在《瓶粟斋诗话》中，则称其为“湖湘派”：“有清咸、同间，湘潭王湘绮闿运诗倾朝野，世所称‘湖湘派’者也。”

无论怎样称呼，大家都公认王闿运是该派当仁不让的领袖，比如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将王闿运称之为“一代诗人之冠冕”。而汪辟疆所著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王闿运排在了该书的第一位，将其比喻为托塔天王晁盖，并用一首诗来描述王闿运在晚清诗史上的地位：

陶唐老去弥之死，晚主诗坛一世雄。

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启宗风。

王闿运撰《补注尚书大传叙》清光绪宣统间刻《王湘绮先生全集》本

“汉魏派”的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欢效仿《楚辞》的诗风以及模仿《文选》的风格，萧晓阳在《湖湘诗派研究》一书中称：“湖湘派诗人工于五言，多缘于对《文选》体的效法。同时，《文选》多词藻华丽之文，湖湘派诗歌上宗《楚辞》，下效《选》体，故为文尚绮丽。”这样的风气跟王闿运的偏好有很大的关系，易顺鼎之子易君左，在《清末民初四大诗人》一书中称：“湘绮老人最恭维的同时代诗人邓辅纶，其诗并无了不起处，几乎是全学《选》。”

王闿运为什么偏爱《文选》？其弟子杨钧在《记半人》一书中说：“王湘绮先生云：十五岁时，从塾师读书，专习制艺，忽得《文选》。”看来这是王闿运年轻时候的一个偶然机遇。而王闿运对于《楚辞》的偏爱，从他的字号即可看出。王闿运字“纫秋”，而此词则出自《离骚》中的“纫秋兰以为佩”，只是到了50岁之后，他才简写为“壬秋”。王闿运号“湘绮”，关于此号的来由，他在《湘绮楼记》中说：“家临湘滨，而性不喜儒，拟曹子桓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绮虽不能，是吾志也。”原来是出自曹植的诗。由这些可知，王闿运对隋唐以前的诗文有着特别的偏爱。

王闿运撰《湘军志》十六卷，清光绪八年成都志古堂刻本

从思想观念来说，王闿运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帝王之师，可惜他生不逢时，没能实现这个梦想，但这不等于他没有努力过。当年太平天国兴起，曾国藩奉旨办团练，而王闿运也以同乡的身份来到了曾的大营，希望能在此效力，但不知什么原因，曾不喜欢王的高谈阔论。当时的细节，杨钧记录在了《草堂之灵·记谬》一文中：“湘绮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复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看来，杨钧也是听王闿运讲述的这个故事。

王说自己见到曾国藩时，曾一边听他讲话一边在案子上写字，这时正巧有人急着把曾叫了出去，王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站起身走到曾的办公桌前，想看看曾到底在写什么，没想到曾写了一桌子的“谬”字，于是王明白了：原来曾对自己一点儿都不首肯，从此王就打消了出来建功立业的念头。但到了王闿运晚年，立功之心又复活了，比如袁世凯当大总统时，王闿运就出任了国史馆馆长，后来袁的称帝，王也积极参与此事，为此受到了后世的讥讽，比如金坛冯煦骂他：“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徐一士《一士类稿》）

王闿运撰《曲礼》序言

王闿运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但他确实有诗才，比如最喜欢骂人的李慈铭在骂王闿运的同时，也同样承认王既读书也有诗才：“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杂。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辈中物也。日出冰消，终归朽腐，姑记吾言以验后来而已。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记。”（《荀学斋日记甲集下》）

但总体上说，李慈铭对王闿运的评价不高，相比较而言，后人对王的评价就要高很多，比如沈其光在《瓶粟斋诗话》中说：“湘绮才大而思精，寝馈汉魏六朝诸大家集，于乐府、歌行、宫体、山水之作，无所不拟。穷源竟委，迄于三唐，屹然为晚清一大宗。然其五言实未能脱汉魏之貌。”而李肖聃在《湘学略》中对王的评价，又比沈其光所言上了一个台阶：“盖代之文宗，群推湘绮。《江南》之赋，并美于兰成；《秋醒》之词，尤高于玉局。信可谓抉天章于云汉，振屈宋之英声者矣。”李在这里说王的诗作成就不比屈原、宋玉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庾信和苏轼。这种夸法显然有些过分。

王闿运辑《唐诗近体略录》一卷《八代诗选杂言》二卷，清稿本一

但即使这样，可能王闿运觉得还是没有说到位，那怎样评价才算到位呢？王闿运在《湘绮楼说诗》中有过这样的自我评定：“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型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不必学元遗山与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学诗当遍观古人诗，唯今人诗可不观；今人诗莫工于余，余诗尤不可观。以不观古人诗，但观余诗，徒得其杂凑模仿，中愈无主也。”

王在这里首先说自己的诗跟元好问类似，都不值得学，同时他又说现在人要想学诗，必须先去学习古诗，千万不要学当今人的诗作，王在这里说了一句“今人诗莫工于余”，他明确地宣称自己所在的时代，没有谁会比自己所作更好了。这句话倒真是霸气，但王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余诗尤不可观”，这显然是“学我者死”的翻版，也同样是另一种霸气。

王闿运辑《唐诗近体略录》一卷《八代诗选杂言》二卷，清稿本二

其实不仅如此，王闿运对诗圣杜甫也多有贬斥语，比如杜甫有首《又呈吴郎》，而王闿运对该诗的评价则是：“叫化腔，亦创格，不害为切至，然卑之甚”，王说杜的这首诗简直就是叫花子腔，这也算是杜的一种创造，可惜这种创造太低下了。而杜甫所作的《北征》是其重要作品之一，可是王闿运却说该诗：“（少陵）五言惟《北征》，学蔡女，足称雄杰，他盖平平，无异时贤。”王说杜的这首诗不过就是模仿蔡文姬的《悲愤诗》，所以他没什么创见。

王闿运为什么这么看不上杜甫呢？刘世南认为其中深层的原因，就是江西诗派对杜甫的推崇，而这一派则最受“汉魏派”的指责，因为“汉魏派”的出现，其重要的假想敌就是反对当时的宋诗运动。宋代“江西诗派”被方回总结为“一祖三宗”，而这“一祖”就是杜甫。可能是擒贼先擒王的心理吧，“汉魏派”反对宋诗首先就要冲杜甫下手。王闿运在《湘绮楼说诗》卷六中甚至说过这样贬斥杜甫的话：“凡谓文章老成者，格局或老，才思定减。杜子美则不然，子美本无才思故也。”这可是彻底地否定，王认为杜根本就没有诗才。

王闿运手札

其实王闿运不止是骂杜诗、骂宋诗，他对宋以后的各个诗派基本都不肯定，虽然他的“湖湘派”是模仿汉魏诗歌的特色，但他却反对“明前后七子”，而“明七子”也同样是提倡模古。从这个角度而言，“明七子”跟“湖湘派”也没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是“湖湘派”的模仿对象比“明七子”早一些罢了。但王闿运不这么看，他在《湘绮楼说诗》卷八中大骂“七子”说：“看明七子诗，殊不成语，大似驴鸣犬吠。胆大如此，比清人尤可笑也。”王闿运把“明七子”的诗作形容成驴鸣狗叫，这也足看出湘绮老人是何等的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