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在采访蔡澜的那一期《十三邀》中说到，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没用来干正经事，也没有研究该有研究的东西，甚至也没有去周游世界，却一直在干这些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事情。2016年，许知远开始拍摄《十三邀》，在一次次与名人的对话中，他感受到这个时代蕴藏的巨大焦虑，每个人都无法逃离在拍摄节目之余，他任然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一个试图写一本历史书的作者，每天面对很多杂事，一方面看起来选择很多，但同时似乎有很少，他总是期待摆脱任何束缚。

他去香港采访蔡澜，这个时代中最会享受人生的人，想从他那里找到答案。

节目一开始，蔡澜就带许知远去逛九龙的菜市场，那里是最接地气的地方，新鲜的蔬菜，活泼乱跳的海鲜，保证每一餐入口的食物都充满精气神。蔡澜问许知远想吃点什么，许知远回答说，我不知道，您帮我选吧。从这一句话看出来，许知远其实平时远离人间烟火，他对于食物的热爱远远没有蔡澜那么执着，蔡澜几乎每天会到菜市场逛一逛，就连那里的商户都认得他，见面打招呼笑呵呵的。

在一家火锅店坐下，两个人开始涮火锅，一桌子食物配上酒，采访就在香气中展开。

许知远发出第一个现实疑问：“很多时候我觉得享乐，是对现实的反抗和逃避，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

蔡澜回答：“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做享乐主义者。想通了什么都可以。问题是想得通想不通嘛，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敢不敢去想。在笼子里面关的太久了。”

“食物是本能嘛，但是人们常常忘记本能。”

“其实道德也是一种本能。”

整个采访下来，两个人都在围绕一问题，究竟是该做一个享乐主义者，还是做一个忧虑而又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好呢？

“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许知远反复发问，他一直是害怕享乐的，作为知识分子，他能接触全世界最深刻新潮的思想，他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不公平和罪恶，于是不停的寻求解决方案，在半夜辗转反侧将满腹疑问化作文字出书。是不是应该不再做一个思考关注时代问题的人呢？做一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每天把自己照顾的好好地的，研究美食的做法，过上另外一种极致享乐的生活，但是这样是不是对不起自己所读的圣贤书呢。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就面临这样的矛盾抉择。

读圣贤书并且通过了科举考试，那么就一定要当官提出政见，针砭时弊，改善环境，从屈原、韩愈、李白到范仲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都渴望能够成为改变社会不公的人。今天的许知远们，在这个商业充分发展到时代中，感受到金钱诱惑下，人们的巨大焦虑，却又不能做什么实质性事情，只能写文抒发，他们不愿意做官，不愿意成为庸俗的商人，这种两难的境地中，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你常常看别人，很少关注自己。”蔡澜回答。

十六岁的蔡澜在日本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两年后系统学习电影，回到香港后成为香港的知名监制，与金庸、黄霑、倪匡，并称香港的四大才子。他经历过香港电影最辉煌和最衰败的时代，在商业环境里生长出来的才子，就连写的台词都是为了撬动票房的。蔡澜，一开始就在商业环境的历练中明白生存环境的险恶，学会各种技能才能生存下来，他也曾经想过借电影来发展理想，但是环境不允许，后来解甲归田，成为地道的美食家。

许知远和蔡澜的生活理念，你愿意选择哪一种呢？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许个体上不存在完美的生活理念，而每个人首先应该做到不给别人添麻烦，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之后，就应该开始想办法去帮助那些有麻烦的人。许知远的知识拷问是一种方式，蔡澜的美食享乐也是一种方式，他们两个都在某种程度上为某个群体提供了解决方案。